《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

作者：本书编写组

版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弦歌

2026年1月

在中国，马的驯养和使用拥有悠久的历史。考古研究发现，至迟在商代晚期，中原地区已发展出成熟的马车制造与驭马技术。随着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人们对它的崇拜也逐渐制度化。

早在《周礼·夏官》中就有记载：“春祭马祖，执驹”，表明当时不仅有春季祭祀马祖的仪式，还有将幼驹与母马分开驯养的管理制度。《诗·小雅·吉日》中“吉日维戊，既伯既祷”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汉代郑玄注解说：“伯，马祖也。将用马力，必先为之祷其祖”，表明周天子在田猎前也要举行马神祭祀，以祈求马匹强健勇武。

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马成为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军事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这种深厚的实用基础与悠久的精神崇拜相互交织，并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融入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基因，为马形象在中华文化中的多元艺术表达奠定了“基石”。

东巴经中的马

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是一种由图画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期的原始文字，保留有较大成分的图画痕迹。纳西族先哲们，采用“见木画木，见石画石”“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摹写物体外形的方法造字。牛则图牛，马则画马，日月山水、衣食住行等文字图符无不惟妙惟肖。其中，东巴文马的形象频繁出现，成为沟通人神、传递天命的神圣媒介。

东巴经中的马形象主要见于祭祀经文与神话叙事，富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在纳西族的宗教信仰里，人们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神灵，而马是连接人与神的重要“桥梁”。在丧葬、祭祀、祈福等重要仪式里，它被视为“神骑”，承担着引领亡灵魂归祖地、传递后人祈愿的神圣使命。

纳西族东巴经。《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插图

例如，东巴经《献冥马》便是在超度仪式中诵读的经书。由于马匹是纳西族先民日常生活和生产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当有人去世时，人们便会为死者献上“冥马”，作为其返回祖居地的坐骑。另一部《送魂经》中则描述了灵魂乘骏马回归故土的景象：“魂乘骏马，踏云而行，越山渡水，归向故土。”这里的马被赋予了穿越阴阳两界、保护亡灵不受侵扰的超凡能力。东巴经中的马还有具体的等级区分，可分为“神马”“凡马”与“鬼马”。神马高贵，体态矫健，为天神与祖先神驾驭，象征神圣、正义与吉祥；凡马则是人间的普通马匹，用于农耕、运输等生产生活，形象朴实，代表着勤劳与奉献；鬼马则形态怪异，象征邪恶与灾祸。

纳西族对马的这一信仰也体现在现实的丧葬习俗中。明正德《云南志》记载了“麽娑”（即纳西族）的土官去世后，会举行仪式，将土官置于床，陈衣服、玩好、鹰犬置于前，令奴仆骑乘死者之马疾驰“招魂”，并在焚化遗体时，将马匹以斧击杀并与鞍鞯等物一同焚毁，即殉葬。这一古老习俗的遗风，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地区仍可见到。在举行丧葬仪式时，将一匹马牵到火葬场或土葬之处的“牵马”仪式，正是以马送魂传统的延续。

东巴经中各种马形象的形成，与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滇西北地区地形复杂，山路崎岖，马是当地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在纳西族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纳西族将对马的依赖与敬畏之情融入宗教信仰，最终使其升华为沟通人神、内涵丰富的东巴文化符号之一。

畲族祖图中的马

畲族是中国南方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地。在漫长的迁徙历程中，畲族形成了以“祖图”为核心的历史记忆传承方式。祖图，又称“畲族始祖图”或“盘瓠传说图”，是畲族民间珍藏的珍贵历史叙事长卷，用连环画的形式系统描绘了畲族始祖盘瓠的神话传说和民族迁徙。在祖图的叙事场景中，马的形象虽不似“龙犬”盘瓠是核心，却多次出现在迁徙场景和始祖叙事中，具有鲜明的叙事功能和纪实色彩。畲族祖图的叙事内容可以与民间史诗《高皇歌》的内容相互印证。两者均记述了始祖盘瓠因帮助高辛帝击败外敌立功，受封为王，并娶三公主为妻，随后率领族人迁徙至南方山区，被奉为畲族始祖的故事。在“龙犬会亲”这一关键场景中，盘瓠已化身为狗头人身的神人形象，身着华服。画面显示，一支由乐师、舞者、骑马的男女及官员等组成的盛大仪仗队列，烘托出接亲仪式的隆重氛围。

畲族祖图（局部）。《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插图

在整个场景中，马匹作为重要元素穿插其间。它们配饰鞍辔，线条粗犷有力，色彩对比鲜明，姿态矫健。这些视觉效果的呈现，从绘画技法上是融合了汉族工笔绘画与畲族民间绘画特色的结果。马的形象不仅增强了画面的仪式感，也起到了区分祖图中人物身份与社会地位的作用。

在畲族文化中，马被视为吉祥、忠诚与坚韧的象征。祖图的始祖叙事部分描绘了盘瓠骑乘的马匹体态矫健、毛色纯正，展现出盘瓠始祖的英勇无畏与神圣权威。“畲”字本意为“刀耕火种”，畲族世代居于山林，生存环境恶劣，社会长期处于原始农业和狩猎经济。在祖图叙事中，盘瓠为求生存，克敌制胜，曾向茅山法王学法，最终因狩猎而亡，这也从侧面折射出畲族先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南方山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马匹自然成为畲族迁徙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交通工具，对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频繁的迁徙过程中，为了增强畲民的凝聚力，畲族不断强化对盘瓠的图腾崇拜，绘制祖图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而祖图中反复出现的马形象，正是对民族迁徙历史与生存智慧的生动再现。

皮影戏中的马

皮影戏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傀儡戏之一。表演时，通过灯光将皮影道具投射在幕布上形成影像，并配以唱腔、音乐与台词，用以演绎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与民间生活，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与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皮影戏中，马是最为常见的动物形象之一，其造型简约夸张，富有表现力。不同地域的皮影马风格各异，或雄壮威猛，或轻盈灵动，彰显出丰富的地域特色。

皮影马。《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插图

皮影马的制作是一门精湛的技艺。制作多采用驴皮、牛皮等材料，经过雕刻、彩绘等一系列工艺完成。其造型注重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勾勒出轮廓，并采用夸张手法拉长马的四肢与颈部，以增强动感与气势。例如，以甘肃陇东皮影为例，制作一匹完整的马影需要雕刻至少24个独立部件，并通过5个关节连接，皮影马的身体各部分多采用活动关节连接，灵活实用。马头的雕刻尤为讲究，要求“龙眼、狮鼻、豹嘴”，融合多种猛兽特征，以表现马的威武气势。在色彩上，通过鲜艳的色彩搭配来区分不同马匹的身份与性格，如红色马象征英勇善战，白色马象征纯洁吉祥，黑色马象征勇猛刚健。镂空雕刻手法与刀凿技艺的结合，使皮影马作品线条更为流畅和生动立体。

皮影马的操纵是艺术的精髓。经验丰富的艺人可以仅通过三根竹签，就能让皮影马做出奔跑、跳跃、嘶鸣等十几种动作。例如，河北唐山皮影戏中的“马步”技法尤为独特，通过手腕的细微抖动，使马影呈现“蹄落无声，奔驰有势”的视觉效果。这种灵活的设计，让表演者得以生动再现马的种种形态，极大地增强了舞台的生动性与感染力。皮影马在剧目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历史题材剧目中，如《三国演义》《薛仁贵征东》《杨家将》等，马匹是武将的重要坐骑。关羽的赤兔马、刘备的的卢马等形象，不仅标识了武将的身份与地位，更通过马匹的动态烘托出战场的气氛与武将的英勇。不同地区的皮影戏对同一马形象的处理各有特色，如陕西皮影强调赤兔马“日行千里”，山西皮影则突出其“通晓人性”。在民间生活题材剧目中，马形象则多表现为农耕、运输、出行中的普通马匹，造型朴实，神态憨厚。

在具体的表演中，“坐骑”是武打、神话剧中常用的特殊影人。影人与坐骑（神兽）相连，影人头可替换，胳膊能动；坐骑、神兽的腿脚可前后移动，通过操控可呈现打斗追赶等生动画面。“旗牌”则是皮影戏中帝王将相出宫、出征的旗幡仪仗，包括车马銮驾、执金吾、侍卫军队等。仅有仪仗称为“旗溜子”，佩戴兵器叫“步枪子”，坐骑打旗则叫“马枪子”。高规格出行场面中，他们共同表演，烘托出人物威风凛凛的气势。

皮影骑白马持枪背剑仪仗人。《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插图

皮影马的形象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它的形成与发展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审美与表演需求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马的喜爱与赞美，如“千里马”“龙马精神”等文化意象，为皮影马形象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造型基础；民间审美追求的简约、夸张与生动，塑造了其鲜明的艺术特色；皮影戏的表演形式，则决定了其造型设计必须兼顾艺术性与实用性。皮影马的艺术价值不仅在于视觉表现，更在于其承载的民间智慧。皮影艺谚云：“马靠势，人靠神”，意思是皮影马要表现出气势，皮影人要传达出精神。这种对“势”的追求，正是中国民间艺术对形神关系的精妙解读。

马头琴上的马

马头琴是蒙古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因琴杆上端雕有精致的马头而得名，被誉为“蒙古族的灵魂乐器”。早期形制的马头琴可以追溯至“奚琴”（又称“胡琴”），起源于东胡的库莫奚部，至清末则多被称为“潮尔”。演奏形式多为独奏或自拉自唱。

关于马头琴的起源，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牧羊苏和与他心爱的白马相依为命，白马在一次比赛中夺冠后不幸被王爷夺走。因不愿受辱，白马中箭重伤，临终前托梦于主人，希望以自己的筋骨与鬃毛制成一把琴。从此，草原上响起了马头琴声，如泣如诉，如马嘶鸣。在内蒙古草原上，当马头琴声响起，牧民们会说：“那不是琴声，是马在说话。”马头琴在蒙古语中称为“莫林胡尔”，其独特的造型和音色中，凝聚着蒙古族对马的深厚情感。

马头琴的制作工艺极为讲究，从选材到雕刻都遵循着传统规制。工匠通常选用质地坚实的木材，经切割定型后，以手工精细雕琢马头。马头形态多样，有的呈奔跑嘶鸣之态，马嘴微张；有的颈部后仰，姿态生动。马耳须挺立，象征警觉；马眼圆睁有神，体现智慧；马嘴微张，仿佛正在嘶鸣。鬃毛的处理亦富于变化，或细腻繁复，或简约抽象，展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味。

马头四弦琴。《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插图

马头的装饰大多较为朴素，常施以深红、褐、黄等色漆，或采用喷漆做旧工艺，仅在琴轴侧面或琴杆局部雕刻盘肠纹等传统纹样。亦有匠人保留原木纹理，仅涂清漆，突出材质本身的自然美感。整体色彩沉稳厚重，既体现了草原文化的独特审美，也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寄托。

在音乐表现上，马头琴与马的形象密切相连。演奏技法中的“颤指”模仿马嘶，“滑音”模拟马蹄声响，“双弓”则营造出万马奔腾的雄浑气势。如经典曲目《万马奔腾》中，演奏者通过复杂的运弓技巧和指法变化再现草原上骏马驰骋的壮阔场面；《黑骏马》等抒情曲目，则通过悠长绵延的旋律，表达对马的深情赞美。

马头琴在蒙古族社会生活中具有多重功能。在那达慕大会上，激昂的马头琴声为赛马助威；在祭祀仪式中，肃穆的旋律寄托对马神的敬意；在日常生活中，舒缓的琴音陪伴牧人守夜。这种深厚的马文化渊源，也体现在北方游牧民族对马的普遍崇拜中，如保安族流传着雪白神马的神话，满族有供奉马神的习俗，清代文献中多有祭马神仪礼和修建马神庙的记述，以及达斡尔族所称的“温古”神马，都反映出马在游牧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马头琴不仅是乐器，更是蒙古族精神信仰与文化认同的载体。琴首的马头造型，通过精准的面部刻画与线条的勾勒，展现出马的矫健与灵动；夸张的眼神与神态处理，赋予其情感与灵魂，使之成为草原民族的精神图腾。在蒙古族文化中，马是草原民族的伙伴与朋友，是生产生活、军事战争中的重要力量。蒙古族认为马具有灵性与神性，能够与人类沟通，传递情感与祝福。蒙古族先民将马形象融入马头琴的设计，通过乐器的演奏，表达对马的敬畏与感恩，倾诉对草原、对生命的热爱与眷恋。

鄂伦春族的木刻马

鄂伦春族世代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其传统活动范围西起额尔古纳河，东至黑龙江北岸精奇里江，北自外兴安岭，南抵大、小兴安岭一带，后来逐渐南迁至嫩江流域和大兴安岭地区。据《黑龙江志稿》记载，清代将鄂伦春族编入布特哈八旗，分为“摩凌阿鄂伦春”（意为“骑马者”）与“雅发罕鄂伦春”（意为“步行者”），分别承担兵役与纳贡貂皮之责。

鄂伦春族素有“使马鄂伦春”之称，畜牧业以饲养马匹为主。鄂伦春猎马体形精悍，四肢强健，特别适应山林环境，擅于翻山越岭、穿越密林、跨越倒木与沼泽，在狩猎和运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马与鄂伦春人形影不离。妇女以桦树皮制作摇车，迁徙时背负幼儿同行；五六岁的孩童与母亲共乘一马。这种亲密关系也体现在儿童玩具中，除马形玩具外，还有用兽爪、兽牙、骨片串成的挂饰，悬挂在摇车旁发出声响，用以安抚婴孩。

马不仅是鄂伦春人狩猎与生活的伙伴，更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有崇高地位。在鄂伦春族的英雄神话中，宝马形象尤为突出。这些神驹通常具备两大特征：一是来历不凡，如《松坦莫日根和仙女埃米艳》中由猎犬幻化而成的白龙马；二是忠诚护主，如《喜勒特很报仇记》中能飞善言的乌拉沁宝马。神话在颂扬英雄功绩的同时，对其坐骑也极尽赞美，体现出鄂伦春人对马的深厚情感与独特审美。

在萨满教信仰中，马还被赋予仪式功能。春季祭祀时，人们用白色桦树皮制作成马形祭品投入河中，祈愿马匹繁衍、狩猎顺利。这一仪式也深刻反映了鄂伦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

鄂伦春族居住的大兴安岭地区盛产桦树，桦木质地轻盈、纹理细腻，易于雕刻与加工。因此，鄂伦春族就地取材，创造了两种独具特色的马形玩具：桦树皮马和桦木马。桦树皮马的制作完全依赖天然材料，工匠选用夏季采集的柔韧桦树皮，仅凭折叠、卷曲等手法塑造出栩栩如生的马形。不同地区的风格各具特色：黑河地区的马玩具注重写实，注重精细刻画肌肉纹理；鄂伦春自治旗的马玩具则偏向抽象，以几何造型捕捉神韵。桦木马则以桦木为原料，经过去皮、打磨、雕刻、拼接与彩绘等工序完成。这些木马造型简练而生动，头部与颈部刻画细致，身躯线条流畅，四肢粗壮有力，虽形制简约，却能表现站立、行走等多种动态。

木刻马。《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插图

这些马形玩具不仅是儿童的玩伴，更是文化传承的工具。老人在制作过程中向下一代讲述与马相关的传说和禁忌，比如如何对待马匹，哪些植物是马的良药等，使狩猎民族的生存智慧得以代代相传。

马形木制品的制作，体现了鄂伦春族对自然资源的充分尊重与利用，展现了民族的生态智慧。这些作品的形成深深根植于鄂伦春族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广袤的桦树林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狩猎生活中马的核心地位赋予创作主题，质朴乐观的民族性格赋予了这些作品简约可爱的艺术风格。通过这些马形玩具，鄂伦春儿童在游戏中培养起对马的认知与情感，传承狩猎知识与技能。马的形象，也因此成为连接鄂伦春人过去与现在、物质与精神的重要文化符号。

傣族银槟榔盒与剪纸上的马

傣族主要聚居在云南西双版纳、德宏等地，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与生活习俗。在傣族社会生活中，槟榔不仅是日常消费品，也是社交、祭祀等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用来盛放槟榔的槟榔盒，因此成为兼具实用与礼仪功能的重要器物。其中以银制槟榔盒工艺最为精湛。银制槟榔盒相比其他材质的槟榔盒，材质更为贵重，制作更为规整、精细，大件可重达五六百克，小件仅一二十克，充分反映了傣族制作金银制品的工艺水平。银制槟榔盒多以錾刻手法制作，纹饰以浅浮雕为主，通体雕刻花草、鸟兽和人物图案，立体感很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银制槟榔盒纹饰题材广泛，既有对热带雨林动植物的写实描绘，也有对图腾传说与佛教故事的写意表达，如象纹、莲纹、鱼纹、孔雀纹、狮纹、马纹、几何纹等。

云南傣族银槟榔盒（局部）。《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插图

马形象是银槟榔盒上的常见装饰元素之一。如图21所示，壁身四周方块内刻马兽纹，马的形象体态矫健，与傣族特色的植物、花卉等纹饰组合呈现，形成独具特色的装饰纹样，既体现傣族对自然的热爱，也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傣族剪纸作为一项源远流长的民间工艺，最早源于祭祀仪式中所用的纸幡，后在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影响下逐步发展，广泛应用于赕佛、丧葬、喜庆及居家装饰等场合。

剪纸工具主要包括剪刀、刻刀、凿子和锤子。剪刀灵活便携，适用于即兴创作；刻刀适用于处理精细重复纹样；凿与锤则多用于大型、复杂且需要批量制作的剪纸作品。制作过程涵盖起稿、剪刻、粘贴、揭离与修整等环节。在图案构成上，傣族剪纸通常采用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及单独纹样等手法。常见的二方连续纹样由一个单位的纹样为基础，向上下或左右反复延伸，循环排列，形成富有节奏和韵律感的横式或纵式带状纹样。该纹样中形象的穿插、大小错落、简繁对比、色彩呼应及连接点处的衔接和递进关系，这种二方连续纹样被广泛应用于佛寺、长幡、装饰间隔等。如佛寺梁柱上的图案就是以几何植物、花卉、缠枝藤蔓为主，图案交替穿插，充满节奏感和韵律感，装饰效果极为生动。另有孔雀、马鹿、白象、骏马、狮子等动物造型，并辅以塔、亭和藏经楼等图案，以二方连续的组合方式呈现在佛幡上。

剪纸题材涵盖现实动物，如大象、孔雀、水牛、狮子、骏马、游鱼等；也有神兽，如麒麟、龙、凤、鸟身人面神等；还有形态各异的糯沾巴花、荷花、玫瑰花、菊花、茶花、杜鹃等植物花卉，以及亭台楼阁、佛塔、寺庙、房屋建筑。这些剪纸多用于佛殿的门窗、佛伞、佛幡、演出道具、节日彩棚、泼水龙亭以及居家装饰。在材质方面，剪纸多以纸、布为底；喜庆场合常用红、黄、蓝、绿、金等彩纸；丧事和在供寨头神“吕贺芒”与领兵神的小庙里则全部使用白色剪纸。在傣族剪纸中，马形象也是常见的题材之一。其造型通常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马的轮廓，略去烦琐细节，有的奔腾跳跃，有的昂首嘶鸣，充满动感与活力。

云南傣族剪纸。《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插图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根据各自独特的生产方式、历史传统与精神信仰，塑造出了形态各异、内涵丰富的马形象，这些形象来源于现实生活。马作为农耕、运输、狩猎与征战中的重要伙伴，其矫健的体态、灵动的神情、奔腾的力量，成为艺术创作最朴实、最真实的源泉。正是有了这种具象化的情感表达，马也被普遍赋予了吉祥、忠诚、勇敢、勤劳的象征意义。它不仅凝聚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信仰追求、审美情趣，更承载着深厚的民族认同感。这些既彰显民族个性，又融汇文化共性的马形象，成为中国民间与民族艺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美美与共”文化格局的生动体现。

本文选自《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赵坤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