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界的前辈吴晞先生曾说：“如果没有近代社会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藏书楼再发展若干世纪，也没有可能自行演变成为西方式的近代图书馆。中国的旧式藏书楼中缺乏进化演变成为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机制，主要是缺少面向社会开放的因素，因此不可能成为新式图书馆产生的母体。中西图书馆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但中国社会在“西方思想文化冲击”之前真的没有公共图书馆吗？或者说，传统中国的藏书楼真的缺乏公共性、开放性吗？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将目光聚集到中国宋代，看看那时候的藏书楼形态距离近代的公共图书馆有多远（或多近）。

宋代的藏书机构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私人藏书机构。说起传统中国的私人藏书楼，相信许多人立即会想到明代藏书家范钦建造的“天一阁”。天一阁的藏书是严禁外借的，但天一阁只是传统藏书楼的极端形态，很难说它具有普遍性。如果我们去检索宋代藏书家的史料，不难找到开放的私人藏书楼。

如北宋初胡仲尧，“累世同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数万卷，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北宋藏书家王钦臣，“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校。至无差误，乃缮写之。每册不过三四十页，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传以借以及子弟观之。”另一位北宋藏书家宋敏求，家有藏书数万卷，“居春明坊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坊宅子比他处僦值常高一倍。”

宋代的私人藏书楼当然还不能等同于近代的公共图书馆，但不妨说是公共图书馆的雏形。史学前辈陈登原先生老早已在他的《古今典籍聚散考》中说：“宋人之藏书家者，已能兼为图书馆之事业。”实际上，西欧社会的许多公共图书馆也是从私人藏书机构开放而成的。

第二类是社会团体藏书机构。社会团体藏书机构主要为寺观藏书楼与书院藏书楼。寺观藏书楼有点像西欧的教会图书馆，但宋代寺观藏书楼的开放性，远大于同时期的西欧教会图书馆，不但内部的僧侣可以阅读，外面的读书人也可免费借阅，而且，寺观还向读书人提供短期借宿的场所，对于那部分家境贫寒、无力入学的士子来说，寺观藏书楼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汲取知识的公共渠道。

宋代书院藏书楼则有点接近西欧中世纪的大学图书馆。宋朝为书院兴起、鼎盛之时，许多士大夫都致力于创办书院，许多书院都收藏有丰富的图书，如南宋人魏了翁创建的鹤山书院，其藏书楼“尊经阁”藏书多达10万卷。书院藏书楼，当然是供师生借阅的公共设施，而非书院创办人的私有、私享之物。

第三类是国家藏书机构，主要是昭文馆、集贤馆、史馆三馆和秘阁。此外，国子监、舍人院、御史台、司天监等中央机构也设有藏书处。宋朝君主明明白白说过，国家之所以设置三馆秘阁，“蓄天下图籍，延四方之士”。从常理判断，既然三馆秘阁是国家储才、育才机构，那必定要对一部分士大夫开放，供他们阅读藏书，否则如何储才育才？从史料透露的信息来看，宋代国家藏书机构的藏书也确实允许文臣学士入阁阅读或借出阅读。

第四类，地方藏书机构。宋朝中央设有国立藏书楼，地方也建有州立藏书楼、县立藏书楼，就如天下士子散于各州县，这些地方性的藏书楼也分布于各州县。如资州的“聚书楼”与“博雅堂”，建康府的“紬书阁”，庆元府的“重楼”，扬州的“藏书楼”等等。这些地方藏书楼的图书，都是允许地方士子借阅的。

以上可见，宋代中国已经产生了具有公共功能的图书馆。而且，图书馆数目并非少数，而是形成了一个覆盖面极广的图书馆网络。虽然宋代的图书馆无论数量、藏书规模，还是开放性与公共性，都不可与现代的图书馆相提并论，但显然，从传统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并不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而是图书馆的开放性与公共性不断扩展的一个过程。

古代的读书节又是什么呢？当时古代还不叫“读书节”，叫做“曝书会”。过去每年农历七月初七，人们就要把书拿出来晒太阳，有助于除湿防霉、驱虫防蛀。这是曝书的习俗，但宋朝人的曝书习俗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变迁：从技术性的曝书发展出制度性的“曝书会”，即由曝书活动引发出来的文人雅集。宋朝的国家图书馆在曝书期间，晾晒的藏书都对词臣学士开放，词臣学士都可以到曝书之所观摩皇家藏书及其他珍贵藏品，一饱眼福。皇室又准备了茶水果品款待观书的词臣学士，为他们摆酒设宴。北宋的曝书会延续三个月，南宋延续两个月。

当然宋代的曝书会只允许翰林、大学士（相当于国家的研究人员）进去看书，开放性有限，但尽管如此，毕竟还是突破以前皇家藏书的封闭性质。除了国家举办的超大规模的曝书会，当时民间也举行曝书会，宋代的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地方藏书都会举办曝书会。（吴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