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文物古迹中，红色革命文物无疑占有独特的地位。尽管这些建筑遗址的历史时间并不算长，且本身的建筑价值可能并不显著，但它们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却深远且无法替代。然而，作为文物保护者，经常会发现，有些背景不那么正统的历史遗迹，其保护等级也往往不高。此前我曾探访过的公大七厂旧址，它见证了1937年天津保卫战的艰辛，意义几乎与上海的四行仓库相当，但至今它仍然只是一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次的寻访目的地，也在2020年被列为天津市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批市保一共公布了15处遗址，其中仅有6处是近现代建筑。因此，这座建筑在正式挂牌后，尽管获得了文保的身份，但其本身并未得到应有的宣传和保护。它位于河北区胜利路20号，曾被称作龚心湛旧居，而如今新市保定则命名为七人军事会议旧址。

谈到天津的七人军事会议，许多人可能并不熟悉，因为史书上对此的记载并不多。然而，这次会议却是当时决定天津命运的一次关键性事件。正是因为这次会议，才有了随之而来的公大七厂战役，乃至全国全面抗战的打响。

我们先从龚心湛说起，他是北洋政府的重要官员，同时也在实业界颇有建树。1919年秋，他在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期间，代理过三个月的国务总理职位。后来，他把重心转向了实业，担任了启新洋灰公司总理和董事长。因此，他不仅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在天津也拥有多个住宅。1934年，龚心湛将位于胜利路的这座住宅租给了李文田。

李文田，1894年出生于河南浚县，1937年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天津市警察局局长，也曾代理过天津市长职务。在天津抗战中，他是当地武装力量的总指挥，领导了关键的天津保卫战。李文田的英勇和果敢，使他深受士兵和百姓的爱戴，可惜命运多舛，他于1951年去世。

回顾那段历史，卢沟桥事变前，国军内部存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对立，这种分裂影响了抗战的整体进程。直到1937年7月26日，廊坊失守，天津陷入危险之中。宋哲元面对日军最后通牒，毅然决定抵抗。在这其中，李文田作为实际控制者，坚持抗战立场，成为了关键人物。

7月28日早晨，李文田在自己的天津寓所召开了著名的七人军事会议。会议的成员包括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天津保安总队队长宁殿武、一一二旅旅长黄维刚、独立二十六旅代理旅长李致远、手枪团团长祁光远以及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会议决定参战，并突袭日军，选定了李文田为总指挥，刘家鸾为副总指挥。这次会议决定了迅速出击，攻其不备，采取主动进攻的作战方针，为天津抗战奠定了基础。

会议持续了长达12小时，李文田被推举为总指挥，负责指挥整个抗战行动。与此同时，参会的七人签署了《喋血抗战义无反顾》宣言，誓言全力抵抗日军。最终，会议决定发动突袭，趁日军未完全集结之际，快速摧毁驻天津的敌军。李文田指挥的三路进攻，目标明确，迅速成功打击了日军的多个阵地，转变了抗战形势。

然而，尽管初期取得了惊人的战果，持续的战斗直到29日下午才被迫撤退，李文田带领部队撤至马厂与宋哲元会合。天津的抗战虽未完全胜利，但无疑为全国抗战的全面爆发起到了引领作用。七人军事会议旧址正是这一历史性决策的策划地。

这座建筑原为两层的小洋楼，建于1920年，总建筑面积750平方米。但现在，它的保护状况令人堪忧，仍作为廉租房公寓使用。建筑内部已经居住了十几户人家，顶部阁楼也被改作他用，屋内破旧不堪，且建筑主体结构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尽管它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这样的现实，实在让人对它的未来感到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