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云峰

微信版第1875期

隋唐实行科举取仕之后，有力地抑制了魏晋以来门阀及士族的庞大势力，大大提升了其后中央集权的深度。原来长期处于九品中正制中为“下品”的庶族，这时候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以才学登科，并逐步实现小者任郡县、大者登台阁的政治梦想。但是，由于每科取士的名额有限，儒生们常常面临着万里挑一的窘境，传说中的金榜题名一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遥遥不可期。后来唐人赵嘏有戏谑之词：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在此后的文学作品中，如“五十少进士”“白头新作尉” 等等，指的都是那些一直考到中老年才得以中式的读书人。在宣城科举史上，这类人也不少， 像唐代泾县人许棠和明代宣城人吴伯舆，都是“白头进士”的典型代表。有功名才有前程； 有前程才能显赫发达，故而这类人后来统称“晚达”学子。

吴伯舆（1557—1636）是南宋状元宰相吴潜的第十二世孙。据《吴府族谱》卷九记载： 公讳伯舆，字福生，初名伯际，又字见可，号师每，玉相之长子。生于明嘉靖丁巳年（1557） 九月初九，卒于崇祯丙子（1636）十月，享年八十。

少年时的吴伯舆“好读书，每夜向晨拥衾假寐，觉复读”（见嘉庆《宁国府志》）。家谱中记载他“十岁善属文，既嗜经史。髫年补庠生，为吴桥、汝州二公所赏识”。吴桥是指吴伯舆的叔祖吴礼卿，嘉靖贡生，万历三年任吴桥知县；汝州即吴伯舆的族叔吴诏相，嘉靖戊午举人，也是当时宣城吴氏家族中的佼佼者，时任河南汝州知州。吴诏相惜伯舆之才， 将吴伯舆“携之官邸肄业”，和自己的儿子伯敬、伯敷一同早晚授道解惑，希望他能早日中试，为吴氏门楣再添光彩。

但事情总是不能尽如人意。成年后的吴伯舆，虽然其八股制艺和诗文经常见于名公巨卿，但一到大考却是逢考必墨，“少不利于小试，困诸生数十年”。压力之下，吴伯舆不得不考虑现实与生计，他只能悻悻然游走于四方，在绳绳高第中以授徒为业。他在《宿姑孰》一诗中写道：作客休嗟滞，浮生合自劳。萍花一枕对，芦荻片帆高。生计存书史，乡心寄酒槽。夜来寒不禁，换却旧缔袍。诗中描写了他从外地辗转归来，宿于姑孰（当涂）客船之上， 饥寒交加之中，思乡之情的迫切。

虽然仕途不顺，令人沮丧，但是吴伯舆却表现了他在那个时代非同一般的治家和理财能力。这在当时的读书人中是非常少有的。随着他不断获得授馆的差事，他还能以“馆谷交游之资经纪家事”。一直到万历四十年（1612） 壬子科乡试，时年 56 岁、已经须发皆白的吴伯舆才终于同族弟吴伯敷、同乡徐弘谟、汤必选等一同中举。在次年的癸丑科会试中，他终于赢得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一举中得二甲进士，成功联第。

依照明朝科举惯例，凡是新晋进士，一般都要经过最少几个月的学习，行考试之后再按考核结果，将所有人分“留馆”和“外委” 两类。外委一般授七品及以下地方各级官员， 留馆则是入翰林院或任京中职官。从入京的那一刻，几乎所有的新科进士都会忙着拜码头， 结交政治权贵，为自己未来的政治生涯做铺垫。吴伯舆初授户部主事，这说明他深谙晚明官场生态，交际能力已然非同一般。当时正值辽东战事吃紧，朝廷急饷，国库空虚，他“屡疏条陈”，建言献策，充分发挥了他在筹饷等方面的独到见解和方略。

万历四十六年（1618）八月，礼部命尚宝司卿熊尚文和礼部员外郎朱彩前往河南，同时命户科给事中李奇珍和户部主事吴伯舆前往山东①。吴伯舆的这次短暂派遣，应该是简放充当戊午乡试的副主考。这是吴伯舆第一次外放。家谱中记载他“多拔名士”，为东鲁学界称道。自万历十三年后，京官主持乡试，翰詹主持会试，已经成为定例。这一职位，通常由品秩不高的前科进士担任，差满之后大都会得到晋升。

此次东鲁之行后，吴伯舆即升户部督饷郎中司饷大同。当时的宣府与大同，位于西北重地，自土木堡之变后一直是明朝抵御瓦剌和鞑靼人入侵的屏障。由于明朝奉行的轻徭薄赋政策，再加上长期的海禁，明朝的国库一直不是很充盈。当时军队所实行的军户制度，也早有流弊，常常是兵饥饷缺，官兵因之屡屡闹饷， 甚至哗变也常有发生。吴伯舆到大同后，他果断借粮发饷，并迅速底定闹饷之风，军心稍安。据事后陈继儒在《宰相守令合宙序》一文中描述“宣城师每吴公由司农（户部属官称呼）饷漕云中（大同），饥军告变，公脱身万骑重围中， 得请内帑三十万以救危边”。他的勇敢决绝， 他的敢想敢做，敢于担当，也让当时他的上司和同僚对他刮目相看。

陈继儒 《宰相守令合宙序》

天启元年（1620）春，总督宣大、山西都御史崔景荣疏，荐管粮部臣吴伯舆、葛如麟、许明升等三人②。宣大总督崔景荣的这次举荐，无疑是对吴伯舆等人恪尽职守、不辱使命的最好回报。崔是当时著名的反魏（忠贤） 派，素不为魏氏拉拢所动，同情东林党但又不党从，后来《明史》称赞其人“不为东林所与， 然特不附东林耳”。崔景荣后来于天启四年和崇祯元年两度担任吏部尚书，在明朝政坛有一定的影响力，应该可以视作吴伯舆的朝中奥援之一。

天启二年（1621）二月，户部清吏司郎中吴伯舆终于被外放浙江任布政使司右参政，分巡杭严道③。明代的杭州人文鼎盛，一直是浙江钱粮赋产高出的区域，所以这个职务是一个炙手可热的美差，已过耳顺之年的吴伯舆，终于迎来了他一生中实现政治理想与抱负的最好时机。据家谱记载，他上任伊始，“擒昌化盗，缚余杭妖”，治状甚肃，颇称严明。上元灯夕元宵之夜，杭城的青衿学子与营兵因为观灯而产生龃龉，进而演化成斗殴，吴伯舆“传谕而定，士、兵两全”，表现出了他对社会突发公共事件卓越的危机处理能力。之后不久，吴伯舆即转任按察副使。正是这次西湖士子和营兵构隙事件，基于对缓解社会矛盾和匡正社会风俗的考量，吴伯舆开始思考西湖禁游之策。

明中期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百姓更加富庶安定。由于明初的黄册和鱼鳞图册年久失修，中央已经无法把控人口的流向。政府控制力的削弱，导致明中晚期社会快速变迁，百姓出行不再受政府严厉控制。事实上， 自弘治之后，全民出游热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到万历、崇祯时期已经蔚兴。

对于杭州城来说，涵盖了春夏秋冬四季十景的西湖，曾经是偏安朝廷南宋的温柔之乡。宋亡之后，西湖以尤物误国之论甚嚣尘上。经过元朝一百多年消沉，明代中期西湖又重新回到唐宋以来所谓的季季有景、时时有景的盛况。

尽管如此，明代社会还是士庶有别的。和仕宦文游推崇小众之游迥乎不同，大众之游常以挨簇为乐。而西湖香会，以宗教的色彩，解放了对妇女出行的束缚和禁锢。据张翰《松窗梦语》描述：“阖城士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箫鼓声闻”。然而摩肩接踵之间，年青女性曼妙的身姿，华丽的衣饰，极易引发异性的轻薄甚至性骚扰，进而发展成宗族或者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这一点，从元夕士子和营兵的冲突上明显可以管窥。

王原祁 《西湖十景》局部

一直以来，明朝主流社会对于当时崇奢及冶游之风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一点，在文人中也形成了对立。比如袁宏道就主张禁奢，而王士性则持相反意见。松江陆楫在《禁奢辩》里认为“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按时下的说法就是消费拉动 JDP。对于西湖的游乐，钱塘人叶权认为“其逾游逾盛，小民逾安乐耳”。王士性也认为“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见《广志绎》）。

对于吴伯舆主张的西湖禁游，今人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很显然，在当时的朝堂之上，在那些清流御史眼里，“禁奢论”才是舆论的主流。一旦国家或者地方有天灾人祸，那么禁奢、禁游之声就会漫声朝野。如果说元夕的士兵构隙只是“西湖禁游”的导火索，那么天启三年扬州的地震、天启四年夏杭州嘉兴的洪灾，则无疑是“西湖禁游”的决定性因素。作为一个地方官员，他别无选择，只能牺牲“细民”的福祉来平息朝堂上的质疑和非议。

天启五年正月，吏部覆科道拾遗，浙江副使吴伯舆照不及例调简僻用。④调简僻，是明朝吏部考察官员后的处置之法，即将认为才

力不及的官员调至偏僻处任职。据家谱记载，吴伯舆“去任三年，补职赴京师”，应该说的就是这次“调简僻”。其中的“补职”，应该是“调简僻”的曲笔。这一年，大明朝廷上血雨腥风。由于魏忠贤专权，三月，东林党首高攀龙赴水；八月，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九月，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明朝政治派系的斗争，

其风向首推吏部考功司，官员的考核、评定、罢黜与任命，往往都是各种政治力量和派系斗争的结果。

天启六年五月三十北京王恭厂灾变之后， 天启皇帝疑为天谴，下罪己诏并重新审视朝廷的政治态势，先前一些被排斥的官员陆续解冻。天启七年（1627）的四月，朝廷接上谕： 原任浙江按察使副使吴伯舆面见误归，西班著闲住⑤。据清梁章钜著《称谓录·内阁各官古称》解释，“内阁各官古称西班”。此次吴伯舆“误归”京城，闲住一住就是两年，其原因是“逆珰用事”，即指魏忠贤的专权擅政。关于这次吴伯舆被停职的原委，陈继儒在《宰相守令合宙序》中说的非常清楚“誓死不谒魏珰， 大忤竟以失仪遣归”。对吴伯舆来说，在如此大的政治漩涡中，能闲住京城且能泰然处之已经非常不易。

崇祯元年（1628）三月，吴伯舆。在闲住多时之后，吴伯舆终于得以“起废，任湖南”——即出任湖广布政使参政下湖南分守道，分守长沙、宝庆两府。不久再转按察副使， 分巡荆南道，驻节宝庆府六亭山。然而好景不长，崇祯三年（1630）九月，轰动一时的岷藩被杀案成狱，湖广巡按黄宗昌将发生在崇祯元年的岷藩案调查结果上报，朝廷处分下来：原分守道龚承荐、宝庆府知府杜遴奇、武冈州同知黄克俭三人以“乱贿徇情”被褫夺现任职务， 而去任和现任的巡抚、按察使、分守道、知府、长史和奉承则全部开缺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吴伯舆虽然不是岷藩事件的当事人，却因为前任官员的过失而被解职（家谱上为“降职”），不得不说糟心郁闷。已到古稀之年的吴伯舆无奈只能致仕还乡，为自己的宦途划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

在交游方面，吴伯舆堪称停传常满，门无杂宾。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他还在京城砥砺期间，就主动参与了由袁中道、米万钟等人组织的“海淀诗会”。“海淀诗会”后来对吴伯舆的人生和仕途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万历四十四年（1616），由湖广杨鹤主盟， 袁中道等人参与，在海淀李戚畹园（万历外公李伟家族园林，又名清华园）举行诗酒盛会， 同时晚明四大书法家之一的米万钟家的勺园也时常成为诗酒会的场所。李园、勺园诗会， 后来被时人称为“海淀诗会”。“海淀诗会”， 不同于诗社活动，是晚明文社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

吴伯舆与米万钟、袁中道的交往始于万历三十六年，当时米万钟由四川铜梁转任六合知县，而袁正游学金陵，因而相知。米万钟是宋代书法家米芾之后，酷爱藏石，字友石，人称“石痴”。据陈继儒《陈眉公全集》记载， 南中（南京）吴伯舆家藏有一块米芾题名“泗滨浮玉”的灵璧石，后米万钟取至京师。袁中道在《题吴师每尊公遗像》一诗云“九京人去邈千秋，堂上丰神尚可求，宛似扶筇归近岫， 犹如欹笠盼飞流”，诗中赞颂的是吴伯舆的父亲吴玉相的神采，可见袁中道应该也是吴伯舆府上的常客。

米万钟 《奇石图》

据袁中道的《游居柿录》记载，从万历三十六年五月到九月，袁中道在海淀清华园大举诗酒集会，并与文友们一起游香山、西山、延寿寺等处。他在文字中写道：宛陵吴师每（吴伯舆）召饮于徐公园。七夕，与宛陵吴师每同游米友石海淀园。海淀诗会的主要成员还有钟惺、龙襄、杨鹤、马之骐、马之骏、李增华、萧尔先等，

这些人既是当时文坛最有活力的人群，也是未来政坛不可小觑的一股新兴力量。应该可以断定：开阔的政治视野，活跃的文坛交际，扩大了吴伯舆的人生格局，并为他以后的仕途奠定了基础。

吴伯舆是梅鼎祚姑妈之子，两人是姑表兄弟。吴伯舆年青时就与同乡梅鼎祚、沈懋学等引为知己，后来更是为离世表兄的《梅禹金先生全集》和《鹿裘石室集》的出版都分别写了序言。万历八年（1580）秋，为撮合唐汝迪、沈懋学两家联姻，梅鼎祚曾经设宴，特请吴伯舆作陪。唐是梅鼎祚的岳父，后来梅鼎祚在给唐汝迪的文中写道“昨岁之秋联姻沈生（沈懋学），而以鼎祚居其间，置酒高会，鼎祚及吴生（吴伯舆）挟清倡，酣达旦，公中自逸去， 而潜自壁间窥两生，且时时趣竖子行酒”⑦， 由此可见吴伯舆与沈懋学关系之深厚及唐翁的雅趣。沈懋学在《送吴生之湖阴》两首之一中写道“敬亭一夜雨，宛溪春水生。阴晴变林木，聚散悲云萍。双剑摇星气，孤蓬带月明。时人轻落魄，莫漫托交情”，明显可以看出沈懋学对吴伯舆的屡试不第，对他的远走他乡， 表达了慰问之情，并赞颂他“双剑”有摇星之力，言语中颇多鼓励（见沈懋学《郊居遗稿》）。

在同乡之中，吴伯舆与徐元太也多有来往。吴伯舆曾经仿唐人韵写给徐元太《次徐司寇杜牧之开元水阁韵》一诗。徐曾经任南京刑部尚书，因为政治斗争心灰意冷，59 岁致仕后一直隐居宣城。在徐和夫人 70 寿诞时，吴伯舆还奉上《大司寇携刘淑人七十序》一文， 以示祝贺。

除了米万钟之外，吴伯舆还与晚明书法四大家之一的董其昌和邢侗多有交集。在外放大同时，还曾与邢侗同登华山，并勒字于石， 至今可见。与董其昌尤为交好，并时常唱和。后董其昌在吴伯舆的《素雯斋集》序上赞道： “体齐梁之绮靡，兼燕赵之悲壮”，足见他对好友吴伯舆作品的评价之高。

吴伯舆、邢侗华山摩崖石刻

吴伯舆一生著作颇丰。其诗文作品主要见于《素雯斋集》。所著《国朝内阁名臣事略》十六卷，与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及曹溶的《崇祯五十宰相传》齐名，深刻反映了明朝当时社会对内阁制度的成就和困境的反思。他所著的《宰相守令合宙》二十四卷，后来见录于《四库全书》目录中。此外，他还有《南华经因然》《名臣奏疏》《宣城事函》《文函》等多部作品流传于世。

平心而论，吴伯舆其文、其字、其画， 在晚明代众多诗人书法家中只能说中规中矩， 并无十分过人之处。吴伯舆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和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在的文字上的着墨。正如他在家谱中毫不隐晦地概括自己：“生平以国史为性命，虽官居及耄，一如少年，经生靡倦”，诚如斯言。

在明朝宣城籍的文人中，作品后来见录于四库全书的，除了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和戏剧著作家梅鼎祚（20 部）和宣党领袖汤宾尹（4 部） 外，主要有贡安国、徐元太、沈懋学、沈寿民、梅膺祚等十多位先贤。明末宣城文坛的人才辈出佳作不断，其盛况一直延续到清早中期。在宣城文化史上，这一时期所涌现的宣城籍文人群体，无论其作品的质量、影响力还是创造力， 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也是永远无法复制的。只是受满清“文字狱”的冲击，很多先贤的作品难以流传，甚至屡屡被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被漠视、被贬低而已。

吴伯舆原配高氏为黄渡高启恒之女，但高氏早亡。继娶梅氏，乃王府典吏山口梅守简之女。梅氏性格质朴，勤于绩纺，虽富贵而不辍。慈抚子孙及家人，里人都称赞她“慈和致福”。梅氏享年七十六，后来与吴伯舆合葬在团山。梅氏育有一子士威，育有一女，适训导濮阳渐之孙士华。吴伯舆妾许氏，生一子斗生，早逝； 生二女，长适贡生刘仲光之子庠生兆麟，次女适四川左布政蔡逢时之子庠生风翀。

纵观吴伯舆的一生，少年即成名，且族人怜爱有加，可谓幸运；然而他“高自负却以晚达”（以下均见《宁国府志》），又不得不说不是一种遗憾。但他坚持不辍，并“肆力典籍，博极群书”， 最后终成一代国史大家。其人晚年得以进士及第，并走马浙湘， 又可谓晚景弥惬。据家谱记载，由于先祖吴潜政绩多在浙江杭州、宁波等地，吴伯舆在浙江任上时曾经多方筹集资金，修葺各地废圮的吴潜祠庙，并以时祀焉。天启四年，吴伯舆还檄令德清县令敖荣改长平仓为吴丞相祠，祠共占地五亩，有祠房八间。崇祯六年（1633），致仕宦乡已届耄耋的吴伯舆出资续修了《吴府族谱》，并用经营家产的收入为宗祠购置了义田数顷，以襄助同族中的寒门学子。

参考史料：

①见《明神宗显皇帝实录》

②《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明，李长春纂。

③④⑤见《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

⑥见《崇祯长编》。清，汪楫著。

⑦见《梅鼎祚年谱》续编。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