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敏辉 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淮北师范大学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下简称“三交”）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大运河安徽段（以下简称“安徽段”）——作为隋唐宋时期维系国脉的通济渠（亦称汴河、汴水、汴渠）的骨干遗存——其意义远不止于贯通南北的漕运要道。它是一部镌刻在大地上的流动史诗，以不可替代的地理枢纽地位和跨越朝代的历史韧性，串联起物资流通的经济动脉、文明互鉴的文化长廊与社会融合的时代熔炉，深刻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多元一体”走向“命运与共”的历史进程与内在脉络。

物质“交往”：跨区域流通的经济命脉与战略枢纽

安徽段地处黄河与淮河水系交汇之冲要，以其得天独厚的水网优势，成为串联中原与江淮的“黄金水道”。这段长达180余公里的漕运干道，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如同一条强劲搏动的经济大动脉，为持续性的民族“三交”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活力。其战略地位关乎国本，商贸网络辐射四方，在漕运体系与商业往来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双重角色。

在国家漕运层面，这段水道的战略价值堪称命脉所系。唐代以降，中央政权的存续高度依赖江淮漕粮的北运，而安徽段正是这条生命线的咽喉所在。《资治通鉴》唐建中二年（781）条记载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藩镇李正己叛反，“遣兵扼徐州甬桥、涡口”，致使“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位于宿州的埇桥（即甬桥），作为控扼汴河的锁钥，其得失直接牵动帝国的神经命脉。北宋立国，更深赖此河，名臣张方平在《论汴河》中发出“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的警示，并直言“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据《宋史·食货志》等史料记载，北宋时期经由安徽段北运的漕粮岁额高达五百至七百万石，高峰期漕船逾六千艘，军民浚河役夫数以万计，其“咽喉”地位由此可见。

在商贸往来层面，考古发现构成了完整的物质文化证据链条。柳孜运河遗址的发掘成果尤为突出，出土了越窑青瓷、耀州窑刻花瓷、邢窑白瓷、长沙窑彩绘瓷、景德镇青白瓷等南北十余个著名窑口的瓷器数万件。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瓷片，如同零散的历史拼图，清晰还原了以运河为核心的全国性贸易网络所达到的广度与密度。其中，一件长沙窑青釉褐彩模印贴花胡人乐舞纹执壶堪称珍品，其壶身贴塑的胡人持乐器起舞纹样，不仅充满异域情调，更是唐代陶瓷业为适应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需求，主动吸收与融合外来文化元素的“产业创新”明证。这些出土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以运河为纽带，连接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东西方文明的跨文化商贸交流全景图。

文化“交流”：多元共生的文明长廊与信仰图景

大运河作为贯通南北的经济动脉，也是流动的文明纽带，承载着物流、人流与文化的多重交融。它不仅是物资运输的命脉，更成为多元文明要素传播、碰撞与融合的动态场域，共同构成了一幅多层次、活态化的历史人文图景。

考古发掘为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证据。以柳孜运河遗址为例，出土的波斯萨珊风格联珠纹陶片、胡商俑及摩羯形器耳等文物，真实记录了中亚、西亚文化沿运河传播的轨迹；与之并存的唐代佛教造像、莲花纹瓦当等本土信仰遗存，则共同勾勒出外来文化与在地传统和谐并存的生动场景。作为通济渠的转运枢纽，柳孜运河遗址丰富的出土实物，既是运河承担“丝绸之路内陆延伸线”功能的缩影，也映射出唐宋时期社会的开放格局与文化包容性。

文献与文学记述则进一步丰富了这幅历史图景的层次。敦煌所出唐代《水部式》中关于雇佣“蕃胡水手”的记载，反映了外族人员已深度融入国家漕运体系；皮日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的咏叹，则超越朝代兴衰的单一视角，深刻揭示出运河在维系国家统一与区域联动中的持久功能。实物、文书与诗文彼此印证，共同说明大运河不仅是一条水道，更是人员往来、技术传播与文化互鉴的历史轴线，其影响贯穿经济、社会与文化诸领域，成为理解唐代以来中国发展脉络的重要维度。

社会“交融”：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场域与认同建构

在持续不断的物质流通与文化浸润基础上，大运河区域逐渐发展成为民族融合与社会整合的重要场域，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生、发展与巩固。这种社会交融既体现在民族力量的深度交织，也反映在文化认同的主动皈依，更在基层社会中形成了独特的融合实态。

历史文献清晰记载了沿线多民族政治、军事力量的深度交织与融合。《新唐书·康日知传》记载，沙陀族将领朱耶赤心（后赐名李国昌）曾率军参与平定发生在宿州地区的庞勋之乱，表明晚唐时期少数民族军事力量已深入中原腹地并承担关键角色。至五代，《旧五代史·霍存传》记载将领霍存在砀山之战中“获其将石君和等五十人”，揭示了不同民族成员在各政治势力间流动与融合已成为常态。而《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关于后唐“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获契丹团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数百赐云州生界达靼”的记载，则从地方行政层面表明，宿州官员已直接参与中央王朝对北方民族的外交与羁縻事务，凸显了运河区域在民族政治整合中的前沿地位。

金代《瞻宸楼记碑》是民族文化融合与政治认同的典范见证。碑文记载，大定二十六年（1186），契丹族官员、宿州防御使耶律训主持修建瞻宸楼，并“取韩文公《潮州谢上表》‘瞻望宸极，神魂飞去’之词以名章忠”。此举不仅是一位少数民族官员对儒家忠君思想的自觉践行，更折射出其文化心理上对中原主流价值的主动认同，标志着民族交融已深入精神层面。与之相应，明清宿州方志所载“舟车辐辏、商贾云集”的繁盛图景，正是漕运长期作用下形成的跨地域流动社会与多元族群互动融合之基层结构的真实写照。二者共同揭示了大运河区域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兼具的制度整合、文化涵化与社会熔铸等多重功能。

共同历史记忆的沉淀，为地域社会认同的延续提供了深层支撑。地名是活态的历史档案，无声地记录着民族交融的印记。《宿州志》所载“回龙集”，相传得名于元代回鹘（畏兀儿）军队在此屯驻的往事；百善镇流传的色目人屯田传说，在元代淮北屯田的历史背景中亦合乎情理。这些叙述虽暂缺直接考古实物佐证，却与当地地名、地貌等地方知识紧密融合，共同构建并延续了该地区关于元代民族“三交”的独特历史记忆，成为区域文化层层积淀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语言与民俗层面，淮北方言中留存的个别波斯语词汇，以及沿河民间普遍存在的对龙王、金龙大王等水神信仰的融合共奉现象，共同构成了运河居民跨越族群边界所共享的文化符号与集体记忆，持续滋养和强化着超越血缘与地域的共同体意识。

独特地位：运河体系中的文明枢纽

在中国大运河的整体体系中，安徽段以其贯穿南北水系的独特地理格局，成为一条承载多重历史功能的文明廊道。

与苏杭段依托市镇网络的商业繁荣不同，其核心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战略枢纽地位——作为横跨黄淮要冲、连接中原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腹地的漕运咽喉，历代皆因其水沙淤积之险而将疏浚视为国策，《宋史·河渠志》“每岁必修，功不可阙”的记载，正是这种战略重要性的历史注脚。

相较于京津段服务于都城的政治属性，安徽段展现出鲜明的跨区域整合特性。考古发现中北方草原金属器、南方窑系陶瓷与海外舶来品的共存，佐证了其作为多元文化汇聚平台的角色，明代《宿州志》“南船北马，咸萃于此”的记载，正是这一功能的生动写照。

而与鲁西段以水利工程技术成就著称相异，这里更以持久的文明交流功能见长——自唐代起，作为连接内陆与沿海的动脉，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的粟特、波斯风格器物，与文献记载中经漕运北上的海外商品相互印证，共同勾勒出跨越数百年的东西方文明对话轨迹。

正是这种兼具国家战略命脉、南北文化融合与东西文明交汇的复合性历史角色，使安徽段在大运河体系中占据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不仅是贯通水系的地理纽带，更是承载文明对话的动态通道，在塑造沿线社会面貌的同时，深刻见证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

时代价值：历史智慧的当代启示

安徽段的历史遗产在当代具有多重价值意涵，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其战略咽喉性为理解古代国家治理提供窗口。历代建立的漕运管理机构、航运组织体系和工程维护制度，体现了古人在大型公共工程管理上的智慧，对现代基础设施建设仍具有参考价值。

交融基底性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逻辑。这条水道见证的不仅是物资流通，更是文化融合、族群互动和认同形成的过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支撑。

时空连续性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持久活力。从隋唐至今，尽管历经兴衰，但其促进“三交”的功能持续传承，这种连续性在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均得到体现，成为研究中华文明特质的活态标本。

功能复合性使其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典型样本。水道同时承载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多重功能，这种复合性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质的微观体现。

在当代语境下，安徽段既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历史实证，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也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文化借鉴。当前推进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通过创新性保护利用方式，使古老运河焕发新的生机，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中国方案。

安徽段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三交”功能，在中华文明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这条流淌千年的文明通道，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见证者，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深入挖掘其多重价值，必将为中华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智慧，在新时代继续谱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绚丽篇章。

（来源：江淮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