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过后，福州作为五个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正式开埠。自光绪年间起，福州经济迎来飞速发展，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城区人口急剧增加，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然而，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展，福州在晚清时期逐渐走向了中国较为现代化的都市面貌。不可忽视的是，伴随城市化进程而来的火灾问题愈加严重。到晚清时，福州的火灾频发，情况已经十分严峻。

光绪初期，地方政府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应对日益增加的火灾风险。清理井渠、拓宽街道、修建高墙等一系列防火措施陆续出台，目的就是尽量减少火灾的发生。然而，到了光绪中期，官方更进一步发布了谕令，严禁使用火油等易燃物品。 这些措施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减少了火灾的发生频率，但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由于福州的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张，但与之相对的，政府的消防力量却并未同步加强。政府的消防责任区域逐渐缩小，城外一些区域，如南台等地发生火灾时，城内的官员却往往只是坐在门楼上观察，只有在火势蔓延至难以控制的程度时才会带着消防队员赶往事发地点。这种局面直到光绪末年愈加严重，除了城内和南台的外国人区外，官府对其他区域的火灾基本采取漠视的态度。

面对官方的冷漠和不足，福州民间自发组织起了救火会。特别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南台的木帮成立了彬社救火会，开始为民众提供火灾救援。这一现象并非偶然，木帮作为当时的强大商帮，资金雄厚，能够雇佣大量的专业救火队伍，并且得到了官府的某种程度支持。此外，木帮还设有巡丁，能够独立处理帮内的事务。 木帮之所以将救火事业提上议程，也与其庞大的木材储备息息相关。木材作为重要的资源，如果稍有不慎发生火灾，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亟需有效保护。除此之外，木帮与上海的互动频繁，上海在那个时期正处于崛起的阶段，火灾不断，外国人率先在租界内组织起了救火会。福州的木帮看在眼里，心生仿效之意，最终成立了彬社救火会。

木帮创立的救火会得到了当时社会的高度评价。知名维新人士黄乃裳在《福报》上发表了《论闽省宜设水会》一文，宣传彬社的经验，并提议在全省推广这一做法。黄乃裳作为一位具有较高号召力的维新派人物，其文章有着不小的影响力，然而，受限于当时清廷的政治环境，响应者并不多。清朝政府禁止民间结社，直到晚清时期，这项禁令依然有效，严重影响了民间组织的发展。 直到1905年，福州的消防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官方设立的消防队仍然是唯一的城市消防力量，而位于城外的木帮彬社救火会则起到了重要的支援作用。由于城台一带人口密集，火灾发生的频率很高，但现有的消防力量显然不足以应对频繁的火情。

到了1907年，林雨时等人发起成立了闽南救火会，活动中心设在仓山天宁寺，核心成员大多是革命党人。闽南救火会作为桥南公益社的附属机构，由郑祖荫社长主持，该社长曾与黄乃裳一同创办了《福报》。这一新的救火会成立后，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响应，较早地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与之前的民间救火会相比，闽南救火会的成立可谓是进步人士推动社会改革的又一次尝试。此次倡导不同于以往的局限，它的成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救火会的网络迅速扩展，影响力也在逐渐提升。

1907年，《时报》首次报道了福州的火灾：达道大火，‘被火烧一千八百余家’，‘幸得商家所组织之救火会，如木帮、纸帮救火会极力施救，始得扑灭。否则，附近数千家之木屋恐亦难保’。这次火灾的报道突显了救火会的重要性，也证明了民间力量在灭火工作中的不可或缺。自此，福州的民间救火会迅速发展，到了1911年，各大商帮和公益团体的救火会总数已达17支，参与灭火的人员有千余人。 这些民间救火会的灭火装备要远超政府的消防队，而且当火灾发生时，救火会的队员总是能够迅速赶到现场，极大提高了灭火的效率。尽管火灾频发，但一般情况下，只会蔓延到一两家，而不是数千家，正是这些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减少了灾难的规模。

福州的各大公益团体，多由革命党人组织，旗下的救火会也充满了革命的色彩。尤其在福州起义期间，各个救火会联合行动，志愿队员纷纷报名前往战斗，一起捣毁了清政府势力的破坏活动，展现了民间力量的强大与革命党人的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