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军的设立初衷是要摒弃传统军队的种种弊端，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新军从一诞生起，就依旧未能摆脱这些旧有问题，甚至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严重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军在尝试另起炉灶时，未能完全摆脱传统军队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朝廷在新军建设过程中对传统势力的妥协，导致了改革的曲折与不彻底。

从根本上来说，尽管新军在制度设计上看似实现了专业化、专门化，但其中隐含的私人化倾向、地方主义，以及军事力量与政治权力相互渗透的问题，依然顽固地保留下来。表面上这些问题换了个新形式，实质上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袁世凯的北洋军与张之洞的湖北新军，来具体探讨这些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两支军队，是因为它们在清末的军事现代化过程中，代表了最早的军事改革尝试。

在当时，国内外普遍认为，北方军队应该以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为代表，南方军队则应以张之洞的湖北新军为标杆。而其他省份的新军，不仅起步较晚，而且受制于财政问题、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博弈等多重因素，其建设进展缓慢，甚至有些地方新军的制度建设根本不够彻底，难以与北洋新军或湖北新军相提并论。更为讽刺的是，正是这两支最为现代化的军队，依然未能彻底摆脱传统军队的幽灵。以北洋新军为例，其成立之初以淮军为基础，虽然在袁世凯的改革下，军训制度和方法完全模仿了西方模式，实行了新的军事体制，但淮军那些深植于军队中的私人化特征并未消失，反而被带入了新军之中。

在建立北洋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为了有效控制这支军队，采取了三大措施来巩固自己的权力。首先，他通过加强对军事教育体系的控制，提拔淮系出身的将领，而对那些海外留学归来的士官生视而不见，巧妙地在军中建立起了派系。其次，他继承了传统勇营制度中上级选下级的做法，使这种上下相护的私人化特性得以延续。最后，袁世凯通过加强士兵的文化教育禁锢，限制士兵的独立思考能力，使他们更易于被控制。虽然这些措施有效地塑造了北洋军的传统氛围，但将这些措施归咎于袁世凯的刻意安排，未免有些片面。毕竟，士兵的低文化水平更多地是由传统勇营招募制所决定，这种招募方式追求的是土气质朴的农民，而这种群体在战斗中的表现常常被认为是最具战斗力的。

袁世凯在组建新军时，正是借用这种传统的士兵选拔方式，确保了北洋新军士兵中大部分来自于思想较为保守的农民。这为袁世凯延续湘军、淮军那套等级森严、上级与下级紧密捆绑的上下级关系提供了便利。在训练新军时，袁世凯特别强调通过忠义文化来塑造新军的身份认同，同时强化军中士兵与上级官员之间的等级关系。这种严密的上下级关系，不仅加深了士兵的服从意识，也使得地缘和家庭关系成为了一种隐形的约束力量。而由于北洋军将领大多出自淮系，士兵们对传统观念的依赖更加牢固，这使得传统的家族伦理和纲常伦理被迅速套用在新军管理中，进一步加剧了军队的私人化。

与此不同的是，张之洞所建立的湖北新军则有着另外一番景象。湖北新军在士兵文化水平方面，张之洞在制定《湖北练兵要义》时明确要求：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与袁世凯的北洋军不同，张之洞在组建湖北新军时特别注重士兵的文化素质，强调开民智、学习西方的制度，尤其是在科举废除后，许多未能找到去处的儒生纷纷投身新军，利用这一平台展示自己的抱负。于是，湖北新军上下普遍以知识为荣，认为外国的制度更为先进，知识分子与士兵之间的文化差距逐渐缩小。

可以说，袁世凯最重视的是军队制度的现代化，而张之洞则在更高层次上推动了军队的知识化进程。这使得湖北新军成为了革命党活动的温床，辛亥革命爆发前，湖北新军中约三分之一的士兵参与了革命，三分之一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士兵仍然忠诚于清朝。辛亥首义正是来自新学堂的知识分子，他们投笔从戎，直接在近代化的城市军营中发动了起义。正是张之洞推动的湖北新政，造就了这一历史局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湖北新军就彻底实现了现代化。事实上，湖北新军仍然面临着两个根本性问题。首先，湖北新军并未消除地方军事主义，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加强化了这一传统。湖北新军是张之洞为了地方自强而建立的，体现了地方势力在军事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而非中央的直接控制。早在清朝命令进行军事改革之前，张之洞就已经以自强之名组建了湖北新军的雏形。在这一过程中，湖北新军的士兵文化要求，恰恰反映了地方军事力量根据地方势力的意愿进行建设的现实，而不是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来进行的。

此外，湖北新军的财政问题也暴露了中央削弱地方军事主义的失败。在新军编练过程中，湖北的财政支出急剧增加，从五十万两迅速暴涨到六百万两，导致了湖北的财政危机，武昌起义时，部分新军士兵的财政困境也是他们加入革命党派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整个新军的财政支出问题在各省之间普遍存在，地方政府大多负担了新军的财政开支，这也让地方势力在新军建设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尽管新军的制度设计是由中央政府主导，但实际上，地方依然对新军的建设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从这一点来看，湖北新军与其他地方的新军并无太大区别，所有新军的建设都依赖于地方权力的支撑，这种地方主义依然是制约新军发展的重要因素。

另外，湖北新军对于清朝来说，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军政不分。尽管新军在建设过程中已经强调了军事专业化，但实际上却忽视了军事人员对职责的专门化教育。亨廷顿曾指出，军人的职责是控制暴力，而非参与政治，因此，职业化的军人应该独立于政治，服从政治。而在晚清的任何一支新军中，都未能体现出职业主义的精神。传统的湘军和淮军一直认为，军队是改变国家的重要工具，是士人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舞台。因此，这种军队天生与亨廷顿所提出的职业化军队相距甚远，军人往往有着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

这种军队性质也解释了为何革命思想能在湖北新军中迅速传播。从湘军时代开始，军事力量便成为了政治影响力的一部分，这一传统不仅没有在新时期消失，反而在新军中被进一步强化。北洋新军亦是如此，军事力量被转化为政治资本，军事领袖通过私人化军队来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

袁世凯便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例子。他既是北洋军队的军事领袖，又是清朝政府中不可或缺的文官，利用这一双重身份，他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建立起了牢固的控制网络。通过在文官系统安插亲信，在军事系统培养心腹，袁世凯成功将北洋军从单纯的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