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院士们夜以继日地挖掘那些本就稀少的原始资料，试图重塑各种制度的历史脉络时，非学院派的历史学家们却以另一种方式在书写历史——他们创作了如《林肯》《杰斐逊》《杰克逊》《富兰克林》等伟人的传记，这些作品如一束耀眼的光芒，照亮了读者的视野，也让人重新审视历史的生动与厚重。 19世纪末，美国的学术界在历史研究上，如同在其他学科中一样，开始摒弃旧有的先验理论，努力适应社会变化，以期将历史学发展成真正的科学。社会科学的各分支都在自我突破，寻找方法论上的创新，希望构建全新的知识体系。然而，真正具备这种跨学科综合素养的人却寥寥无几。那些自诩为历史学大家的学者，往往缺少扎实的学问支撑。 1890年，美国正处于社会改革与建设的关键阶段。在这种动荡与不确定中，哲学的基础远不如以往稳固。到1938年，美国培养了大约两千多名哲学博士，但能够称为真正哲学家的学者，与杰斐逊时代甚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期相比，数量微不足道。随着政治理论日渐贫乏，学者和政治家不得不寻求哲学的指引。哲学与政治在当时的学术界被视为历史学的基石，唯有轻视历史或对历史一无所知者，才会在外交政策上轻率行事。然而，在新学术和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历史被看作仅是过去政治的记录，这一传统观念正在式微，甚至让一些人感到焦虑不安。 历史著作本身始终保持着自由民义的精神，历史学家在论证过程中更能辨析事物中的谬误。19世纪前后，人们对历史的认知逐渐趋向科学化，不再仅仅是叙述事件，而是强调对历史与社会的分析。这使得社会科学的思想逐渐渗入历史研究之中。他们尝试以更细致的视角解释国家和宪法，认为法律、公正与理性之间并无本质差异，也无需将民族主义理念绝对化。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多数人投赞成票的行为可折射哲学中的某种真理。这种开放观念深刻影响了历史学的发展，它与当时流行的科学思维相契合。 美国历史学家帕克斯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早年是一名牧师，但最终在历史学研究中取得卓越成就。然而，在美国社会科学各领域中，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并非历史学。美国人强调实用主义，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历史学的发展。尽管如此，美国人仍承认历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 那些对美国持批评态度的欧洲学者，宁可贬低美国文学，也不轻易否认美国历史学的价值，这与19世纪几位历史学家的贡献密切相关。随着研究者思维方式的转变，美国历史学的研究方向变得模糊，缺乏基本价值判断，但拥有古典色彩的历史著作依旧保持其声誉。由此，19世纪美国历史学著作仍有大量读者，其优秀程度甚至可与20世纪美国小说家的作品相媲美。 普里斯特和莫特里的著作一直受到年轻读者的青睐，而班克罗夫特在历史学界的地位也无人撼动。当时的美国人普遍认为他是最具才华的历史学家，即便在政治上偶有瑕疵，人们仍慷慨地予以宽容。亨利·亚当斯曾指出，撰述历史确实能带来社会声望和个人利益。在各社会科学领域中，历史学者的声誉明显高于其他学科，仅凭19世纪几位历史学家的成就便可见一斑。 亚当斯的观点虽有其远见，但他对现实社会变化的洞察仍显不足。他曾鼓励政治家洛奇以历史学为专业，然而洛奇最终选择投身政治，放弃了学术研究。杰斐逊曾理想化地描述历史：历史是朝着人类远大目标飞速前进的国家发展的记录。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以记录历史为荣，这份自豪感不仅源于历史本身的厚重，更让美国人乐于接受本土历史著作。 从亚当斯的《美国史》、贝尼特的《西部之星》到特纳的《西部对美国民主的贡献》，可以感受到这种历史自豪感的深厚底蕴。美国人清楚，他们正在进行一项全新的社会实践，因此自觉将其按时间顺序记录下来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希望为欧洲人提供启示，也希望后代以此引以为豪，这种记录行为被视为完成伟大事业的见证。《来自弗吉尼亚的消息》中写道：我们立志在一个荒无人烟之地建立一个帝国。 对于整体记忆尚短的民族而言，他们往往浪漫地珍视先辈留下的历史以及自身的经历。一个充满自豪感的民族，自然急于赞美自身的成就；一个在种族、宗教、地理交错复杂环境中形成的民族，更会强调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共性，以此证明历史的连续性。将国家制度置于审查之下的美国，自然会为这些制度进行有力辩护。美国公民有意创造国家及其历史，而记录这些历史本身就是创造行为的一部分。 在美国，清教徒对文学抱有怀疑态度，却高度尊重学术，并鼓励学者钻研。神学逐渐失去吸引力，文学被轻视，知识分子便将聪慧才智投入历史学及其他领域的研究。作为立基于欧洲文化之上的国家，美国继承了大量欧洲学识与经验，因此历史学家并未因国家年轻而忽视其研究，而是将美国视为欧洲世界的延伸。 撰写历史时，他们自然借鉴欧洲历史学家的方法，关注法国、西班牙、荷兰等近代史的研究成果，因为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与美国极为相似；而对英国古老历史，则心存敬意却保持距离。他们更强调国家的地理与文化，新英格兰的历史写作逐渐成为美国社会意识和历史传统的象征，尽管有人对此不屑一顾。记录历史本身即令人激动，以各种方式歪曲历史则被视为不道德行为。

19世纪，美国历史学迎来了蓬勃发展期。班克罗夫特的《历史》、帕顿的《杰斐逊》、莫特里的《荷兰共和国》、普里斯科的《秘鲁》《墨西哥》、帕克曼的《斐蒂亚克》、希尔德雷斯的《历史》等著作皆诞生于这一时期中期。至此之后，历史撰写潮流稍有减缓，但20世纪初又迎来第二次高峰。尽管后来历史学家沿袭19世纪传统，他们已成为美国科学历史学派的先行者。 20世纪初，在撰述专业学科历史之前，美国历史著作仍受中世纪文艺风格影响，强调浪漫与叙事技巧。历史学家关注公益，更像文人而非纯学者，以民族主义身份出现，而非沙文主义。他们的历史理念与德国不同，却与英国、法国历史学派相似，风格接近基佐、米歇莱与麦考利，而与德国的兰克、希伯及魏益理念迥异。 结语 无论是美国的奇迹成长，还是上帝在其兴衰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论自由在旧世界的坎坷命运，还是在新世界获得的胜利，以及文化上的欧洲对比，所有议题皆可纳入美国历史著作。由于美国历史学家重视艺术性，他们在文艺界享有崇高声望，却相对忽视历史学的科学性。在论文中，描绘往往胜于叙述，唯独亚当斯与班克罗夫特除外，他们乐于记录人物与宏大事件，由此形成独特的历史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