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习之”该怎么理解？

温浚源做客名人大讲堂拆解《说文解字》

1月22日，名人大讲堂“汉字源流”季最后一讲，温浚源拆解《说文解字》。陈羽啸 摄

温浚源 陈羽啸 摄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形音义的字典，更是理解古代文化的钥匙。透过汉字，我们得以窥见天地山川的轮廓与社会万象的变迁。

研究《红楼梦》称“红学”，研究《说文解字》称“许学”或“《说文》学”，将一本书变成一门学问，可见其价值。1月22日下午，名人大讲堂“汉字源流”季最后一讲，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温浚源带着《〈说文解字〉与汉语言文字学》课题，与线上线下观众进行了精彩分享。

为古文书体正名

全书说解9353个篆字

温浚源从汉字对中华文明的重要性开讲。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而不中断，在世界各大古文明中独树一帜，其背后有多重深层原因，统一而持久的文字系统是最重要的因素。汉字不仅是思想交流与沟通的基础工具、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键载体、民族认同与国家统一的坚定基石，还是思维训练与智力开发的重要媒介。正如温浚源在讲座中指出：“《说文解字》是汉语言文字的奠基之作。从此我们读古书，了解某一个字的本义、衍生意义等就有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东汉时期，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激烈，今文经学家对文字常常有许多曲解，例如有人说“斗”字是“人”拿着“十”，虫”字是使“中”字竖笔弯曲着，但这些解释显然不符合汉字的构造规律。面对这种情况，许慎毅然投身于《说文解字》的编撰工作，他的目的就是为古文书体正名、为规范文字说解，也为了更清晰地探究文字本源。

《说文解字》说解9353个篆字，加上1163个重文。温浚源综合以往学者的研究，例举《易》《书》《诗》《礼》《春秋》等我国经典使用的汉字数，远远不及《说文解字》说解的汉字多。比如《诗经》用字2939个，《礼记》用字2367个，《论语》用字1512个。可以说，《说文解字》涵盖的汉字范围远超经典，理解《说文解字》是诠释经典的重要前提。

温浚源说，古人认为，“读书先认字”，如今大家对一些经典中的字句理解不免有误，其实就是源于对汉字的理解有偏差。例如，《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大家通常的理解是“学习之后时常复习”，其实这里的“时”应该理解为“以时”，“习”是“践习”。所谓“学而时习之”，在这句话的语境中，意思应该是学习之后在适当的时候去践习。

首创部首分类法

全书设立540个部首

《说文解字》建立了汉字研究的科学体系，其中“六书”理论成为解析汉字构造的基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系统阐述了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种造字和用字方法。

温浚源介绍，许慎不仅提出理论，还将其运用于全书分析，使每个字的结构和来源有理可循。例如“上”下”是指事，“日”“月”是象形，“武”“信”是会意，而大多数汉字是形声字，如“江”河”等字。这一理论是世界上最早对文字构造进行系统分类的理论之一，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首创部首分类法，也是《说文解字》的一项重要贡献。全书设立540个部首，部首不仅是字形归类标准，更是语义分类枢纽，这就是许慎说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类”的思想当溯源于《易》学。从部首编排的形序原则来看，以“一”为始，以“亥”为终，通过形体相似或逻辑关联串联部首，此类编排既符合“始一终亥”的宇宙观，又通过形体的“并联”与“串联”形成树状结构。不同部首间之间“据形系联”，即通过字形关联实现跨部首的体系衔接。

温浚源举例道，“人”部后面是“七”部（倒着的人），之后又是“匕”部（反着的人），再后是“从”部（两个人），这就形成了人体动态的连续演变，可见形旁的过渡。这就是“据形系联”的原则，体现了汉字构形的逻辑性。此一分类法成为后世字典部首系统的基础，虽后代有所简化，但理念源于《说文解字》。

在讲到“部首”时，温浚源特别区别了“部首”和“偏旁”的使用。部首是字典、词典按照字形结构，取形体偏旁相同者，以部类排列，作为查字的依据，用于汉字排列和检索。偏旁是汉字形体的组成部分，用于分析字形，提示字义和字音。偏旁是对合体字而言，部首是对部内所统字而言。部首可以是合体字的偏旁，但偏旁不一定是部首。

“比如‘松’字，木是部首，公是偏旁。”温浚源说。

一字一世界

保留大量史料与文化信息

此外，温浚源还谈到《说文解字》的其他核心特色，例如保存古文字形，具有重要的文字史料价值；注重形音义互求，奠定训诂学基础；保存大量先秦两汉词义与文化信息；学术态度严谨，反对穿凿附会。《说文解字》是汉语言文字学的奠基之作。

《说文解字》不仅是一部字书，也是研究上古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库。许慎在解释字词时，涉及到丰富的天文、地理、历史、历法、民俗、制度、音乐、军事、动物、植物、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使《说文解字》成为了一部反映古代社会文化的百科全书。

温浚源尤其提到了《说文解字》中与巴蜀文化相关的汉字，比如“嬽”蠸”等字，都与蜀地出产布匹的名称读音有关，由此可见在东汉时期蜀地的织造业情况。

再如《说文解字》对古今文字的沟通，尤其是甲骨文在清末被发现后，学者们能通过《说文解字》的小篆体系成功考释甲骨文。温浚源提到，古文字学家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杨树达、陈梦家等，基本上都是“通过《说文解字》来考证商周金文，再根据金文去辨认甲骨文”。可以说，如果没有《说文解字》保存的篆文和其他古文字材料，甲骨文等古文字的考释在不太长的时期内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温浚源总结，《说文解字》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文字学的正式创立。它不仅为后世字典、辞书的编纂确立了检字范式，更在清代迎来“许学”高峰。《说文解字》成书近2000年来，历代学者对其研究不断深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说文》学”或“许学”。许慎以一己之力，为汉字建构了一套理解与检索的“操作系统”，其功绩使之被尊为“字圣”，实至名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