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理想指一定时期人们的丧葬理念和观念，现实世界是指墓葬模仿、借鉴的现实内容，二者较好反映出某一时期的丧葬内容及其发展演进。汉代，丧葬理想与现实世界均是影响汉墓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学界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已有相关研究，如《汉代墓葬的双重空间与三维世界》一文。山西地区汉墓众多，为开展区域性汉墓及汉墓所体现的丧葬理想与现实世界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本文拟以山西汉墓为例，对汉代丧葬理想与现实世界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以求指正。

墓葬形制的第宅化

一

根据已公布资料，结合墓葬分布区域，可以看出山西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汉墓均存在相应发展变化。晋北地区在西汉早中期主要流行土坑墓，有一定数量的土洞墓；西汉晚期土洞墓增多；西汉末至东汉早期，土洞墓成为主要类型，出现一定数量横穴式单室砖墓；东汉中晚期主要流行砖室墓，土坑墓和土洞墓数量极少。晋中地区在西汉早中期以土坑墓为主，土洞墓数量少；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土坑墓减少，土洞墓增多；东汉中晚期则多为横穴室墓，包括较多砖石混筑墓。晋南地区汉墓资料丰富，西汉早期以土坑墓和土洞墓为主，中期土坑墓明显减少，土洞墓增多，晚期少见土坑墓，以土洞墓为主，出现少量土洞砌砖墓；东汉早期，砖室、土洞砌砖墓明显增多，如屯留余吾M115和M22等，砖室墓规模不大；东汉中晚期，砖室墓成为主流，多见三室、四室或更多室的砖墓，且墓葬规模大。可以看出，山西不同地区汉墓虽存在差异，但大致在两汉之交或稍早阶段，均逐渐开始了竖穴向横穴的转变。

上述墓葬形制“第宅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墓葬形制从竖穴转变为横穴。“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古代墓葬以“藏”为目的，竖穴式墓葬填封后不易进行二次开挖，具有较强的封闭性。西汉晚期至东汉初，主要墓葬形制从竖穴土坑墓向横穴室墓过渡，而横穴室墓具有一定开放性，便于因合葬、二次葬等现实原因重复打开墓室。西汉晚期以后夫妻合葬较常见，东汉时期则逐渐流行多人合葬，多室砖墓在一定程度上应是为了适应合葬的现实需求而得到使用和发展的。家庭成员生前共同饮食起居，死后葬于同一墓中，表达了死后共同生活的愿望，体现出墓葬作为地下阴宅的作用。

第二，砖石材料的普遍使用。这使得墓葬更加坚固，也便于在形制和结构上模仿现实建筑，砖（石）室墓的墓门及各种形制的顶，还有多个不同功能的墓室可以说明（图一）。土墓向砖石墓的转变也促进了葬具改变，土坑墓和土洞墓常在棺外构筑木椁，椁内放置随葬品，砖、石室墓中椁极少见，随葬品置于墓室或耳室内，而砖石室的功能与木椁有相似性，相当于椁的延伸和改变。

图一 吕梁离石马茂庄M3剖视图

第三，前堂后室布局逐渐形成。西汉前期，大多土坑（洞）墓在棺前放置随葬品，如朔县6M42；个别墓葬出现类似前堂的区域，如长治潞河村M6（图二）等；而曲村M6025、M6271中，墓室被一级台阶分隔为前后两部分。西汉晚期，前堂后室布局初步形成，空间特征更加明确，如朔县2M5，墓道后为放置随葬品的前堂，前堂后为东西并列的二墓室。东汉早期，前堂后室布局更常见，晋南地区，墓室分隔为前后两部分的设置已较普遍，前室放置随葬品，后室葬人。长治地区墓葬较典型，多在前后室间设置一级台阶，体现出较明确的空间划分，如余吾M26（图三）。有的甚至在前后室之间设置木板封门，如余吾M35和M38等。汉代房屋基本为前堂后室，堂侧有一间屋，形成一堂二内，汉墓的前堂后室布局体现出对现实居室的模仿，是第宅化的体现。同时，前堂的设置不仅扩大了随葬品的摆放空间，也为随葬品和墓主尸身的摆放划分出较明确的空间及功能分区，体现出丧葬需求对墓葬形制的影响。

图二 长治潞河村M6平面图

图三 长治余吾M26平、剖面图

第四，画像石、壁画等墓内装饰中的现实生活画面及“室舍”等题记文字的出现。运城夏县王村壁画墓中绘乐舞宴饮、墓主夫妇宴居等图像。石盘村画像石墓前室刻双马与马夫及牛车、飞鸟和山丘等。芮城石门村多室砖墓装饰模仿地上建筑的砖雕斗栱和直棂窗。这些装饰描绘了墓主生前生活场景，为其营造了与生前相仿的死后世界。吕梁中阳道棠村发现的画像石柱上刻“和平元年（150年）十月五日甲午故中郎将□集椽平定沐拊孙室舍”，另有“和平元年西河中阳光里左元异造作万年庐舍”等刻铭石材。室舍、庐舍等名称在《汉书》中有载，如“余二十畮，以为庐舍”，所指为住宅、房屋之意，其在墓葬石材上出现则体现出墓葬对地上住宅的模仿。

两汉时期，以模仿现实为特征，以服务死者、满足实际丧葬需求为本质，墓葬形制“第宅化”特征渐趋明显，而后者的重要性较为突出，如砖石墓的流行很可能与砖石材料较坚固耐朽有关。因此，与其说“第宅化”是墓葬形制模仿与还原现实内容，不如说是通过借用并改造现实内容来构建一个完美的冥界居室，以求更好地服务于死者。

随葬品的生活化

二

山西汉墓随葬品的内容与组合存在相应变化，根据主要器物质地的不同，可大致将随葬品组合分为三型，并在不同区域有不同体现（表一）。

表一 山西各区域汉墓不同时期随葬品组合情况

A型：2~3种质地器物为主。根据不同质地器物组合情况的不同可分为三亚型。

Aa型：铜器、陶器、漆器为主。数量极少，如太原悦龙台M6。

Ab型：铜器、漆器为主。数量少，如太原尖草坪M1。

Ac型：铜器、陶器为主。数量少，如朔县5M1。

B型：铜器为主，或兼有少量漆器、陶器。如浑源毕村M1等。

C型：陶器为主，或兼有少量漆器、小件铜器。根据陶器种类的不同可分为四亚型。

Ca型：陶礼器、日用陶器。数量较多，如吕梁车家湾M37、侯马虒祁M7019等。

Cb型：陶礼器、日用陶器、模型明器。数量少，如朔县GM3等。

Cc型：日用陶器、模型明器。数量较多，如朔县、余吾和乔村墓地的较多墓葬。

Cd型：日用陶器。数量较多，如广灵北关墓地、屯留后河M29与M58等。

晋北地区，西汉前期墓葬出土随葬品种类和数量普遍较少，器物组合以Cd型为主，常见壶和罐，如朔州后寨墓地。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墓葬两极分化明显，等级高者随葬品组合为Ac型或B型，出土大量鼎、盘、锺、钫等铜器，如毕村M1和朔县5M1。大部分等级低者为C型，西汉中期以Ca、Cd型为主，前者常见鼎、盒、壶、罐、甗，如平朔3M166，后者常见壶、罐、灶，如后寨M66；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以Cc型为主，常见壶、罐，数量多在5件以下，如广灵北关汉墓。可见西汉晚期至东汉初，礼器减少，日用陶器和模型明器渐成主体，日用陶器种类增多，但模型明器仅见灶。东汉中晚期器物组合仍以Cc型为主，但器类明显增多，日用陶器常见壶、罐、盘、盆等，模型明器常见灶、井、仓、猪圈、屋、楼以及猪、狗等动物俑。

晋中地区，西汉前期随葬器物组合包括Aa、Ac、Ca和Cd型，Aa型仅见太原悦龙台M6；Ac型中常见鼎、壶、洗等铜器以及壶、罐等陶器，如孝义张家庄M8；Ca型墓例有车家湾M37，随葬陶鼎、盒、壶及罐；Cd型多见罐，如太原开化M6。西汉中期至王莽时期以Ab、Cc型为主，Ab型墓例尖草坪M1，随葬铜鼎、釜、炉、勺、灯、漆盒等；Cc型墓例太原义井村汉墓，随葬陶壶、罐、灶、井等，陶礼器少。东汉中晚期多为Cc型，器类增多，日用陶器常见壶、罐、盆、熏炉、案等，模型明器常见灶、井等。

晋南地区，西汉前期随葬品组合以Ca、Cd型为主，典型的有后河、余吾、乔村和曲村墓地。后河墓地Ca型组合中常见鼎、盒、壶、豆、盘、匜、罐（瓮），如M81；Cd型组合中常见罐、瓮、碗等，如M92、M18。西汉中后期，Ca型明显减少，Cd型较多。西汉晚期，随葬品种类较少，陶礼器几近消失，模型明器灶出现，器物组合以Cc型为主，如乔村墓地常见罐、灶组合，曲村墓地常见壶、罐、灶组合。东汉时期，器物组合以Cc型为主。东汉早期日用陶器和模型明器种类均较少，如平陆枣园村壁画墓，出土陶壶、罐、甑、仓等。东汉中晚期，器类与数量均明显增多，日用器常见壶、罐、盘、炉、耳杯、案、奁、熏炉等，模型明器常见仓、灶、井、磨、猪圈、房及人俑和猪、鸡等动物俑，随葬品生活化特征十分明显。

西汉前期，礼器在山西汉墓随葬品中占重要地位。西汉中期，陶礼器种类和数量减少，模型明器出现。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日用陶器和模型明器成为随葬器物的主要类型。东汉前期，器物组合中基本不见陶礼器。东汉中晚期，Cc型占据主导，器物组合类型减少，日用陶器和模型明器种类明显增多。由上可知，山西汉墓随葬品由陶礼器为主逐渐转变为日用器和模型明器为主，且祭器组合逐渐定型，从注重以礼器突出身份等级逐渐转变为以日用器和模型明器为墓主营造出模仿现实生活的地下世界，这种转变基本开始于西汉中晚期，完成于东汉中晚期，体现出墓葬愈益关注、重视现实的发展趋势。

一些东汉器物上戳印或模印吉语，如广灵北关汉墓出土陶盆底部戳印“大吉宜荫”，另有“长宜子孙”（图四）等吉语，可见生者希望死者庇佑子孙兴旺、家族昌盛的愿望，不仅体现出家族观念的兴盛，也说明随葬品成为生者表达诉求和愿望的媒介，具有较强的现实关照性。

图四 原平北贾铺出土双鱼纹青铜盆内底部篆书“长宜子孙”文字

墓祭习俗的逐渐流行

三

“古礼庙祭，今俗墓祀……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西汉中晚期以后，墓祭习俗日渐流行。山西汉墓中发现较多祭祀遗存，同时也发现不少可能与墓外祭祀有关的遗存，墓葬壁画和画像石中亦有相关图像。

（一）墓内祭祀

指在墓葬内部对墓主进行祭祀的行为，其在山西汉墓中的表现形式随时间发生演变。在晋南地区，虒祁M2039、M2184等一些秦汉之际的墓葬中，与随葬品放置在一起的兽骨应为用作祭祀的殉牲，这种墓内祭祀现象可能是对先秦或秦代葬俗的继承。西汉初更常见，多数墓葬的壁龛内或墓主头前放置祭骨。同时期晋北和晋中地区也有相关墓例，如后寨M20棺内随葬羊骨，车家湾M37随葬兽骨等。西汉中晚期至东汉，用兽骨进行墓内祭祀的习俗逐渐衰落，代之而兴起的是成套祭器的流行。

西汉中期，吕梁地区出现了由漆案、耳杯、盘等组成的器物组合，放置在墓主棺前，如柳林看守所M68。东汉早期，由案、盘、勺、耳杯、碗等构成的祭器组合基本形成，案一般置于棺前，碗、盘、勺、耳杯等食器置于案上，如乔村M625（图五）、M7254。东汉中晚期祭器组合进一步发展，一些多人合葬墓中，每个墓室或每位墓主棺前分别放置一套祭器，如乔村双室墓M7230中，后室并列放置双棺，墓主应为夫妻关系，前室南部放置一棺，可能为家庭中的长辈或子辈，后室入口处和前室木棺旁各摆放一套祭器（图六）。因多位墓主之间关系不同、亲疏有别，或下葬时间不一，故不宜共用一套祭器。

图五 侯马乔村M625平面图

图六 侯马乔村M7230平面图

（二）墓外祭祀

即在墓旁进行的祭祀行为，具有长期性和重复性，一般需要相应的祭祀设施，如山东地区多见的石质祠堂等。目前山西地区未发现祠堂实物，但有其他遗存及相关图像，反映出当时的墓外祭祀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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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遗存

山西汉墓外部发现的祭祀相关遗存等级差异较明显。东山墓园代王陵园内，M1东墓道南侧与东墓垣西侧之间发现柱洞痕迹和残瓦件，应为寝殿或便殿遗存；M1、M2之间有“井”形遗存，出土大量板瓦、筒瓦，可能是与祭祀有关的建筑。

次一级的墓葬外，相关设施等级也相应较低。张家庄M14、M15墓主可能为高级武官或贵族，封土内均夹杂砖瓦残片，可能为墓上建筑遗存。常门铺M4墓主可能为武官，该墓封土顶部填充数块石片和瓦片，其位置正对北端墓道口。汉代祠堂有的位于封土之上，也有的叠压在墓道之上、位于墓道末端或墓道口外等。因此这些遗存可能是原来位于封土上和墓道口的祭祀设施塌毁后陷落或废弃后填充至封土中的。天马-曲村东汉时期文化层出土有“盷氏祠堂”瓦当，说明当时应有祠堂建筑。

小型墓葬的祭祀遗存则更为简单，如曲村M6045墓上有封土和墓标罐，罐内有猪骨，可能是下葬时临时祭祀或平时长期祭祀的遗存。王湖岭汉墓也有类似现象。这类简单遗存以满足实际需求为主，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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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图像

吕梁画像石墓中，墓壁上层大多刻有由墓主乘坐的车马队伍和象征祠堂的建筑等内容组成的一幅完整画面，如马茂庄M2前室北壁横额石刻门侧高墙深宅，内有厅堂，大门两侧植柏，围栏双阙；北壁两侧石刻廊院和庑殿顶建筑（图七），南壁、东西壁横额石刻车马出行图，车马队伍从墓门方向起，经东、西两壁与北壁相接，因此北壁的宅院应是车马行驶的目的地，整幅图像表现的可能是墓主乘车到祠堂接受祭祀的画面。画像中的宅院和廊院可能是理想中的“庐舍祠堂”。类似的建筑图像还有夏县王村壁画墓北后室东端壁画描绘的院落及殿堂、马茂庄M3前室西壁所刻的庑殿式建筑等。这些建筑图像与武梁祠、白集汉墓祠堂等现存祠堂实物的整体形制类似，应为祠堂。此外，陕北、山东、徐州等地画像石中也有类似图像，如米脂官庄画像石墓门楣图上的建筑及车马队伍，米脂官庄M2墓室横额石所刻建筑及其内端坐的二人，两城乡陈庄出土画像石上所刻厅堂以及徐州铜山县汉王镇东沿村出土祠堂后壁画像石上所绘的墓主夫妇接受祭享的宴饮图，这些图像的构图形式相似，应表现了墓主在祠堂中接受祭祀的画面。

图七 吕梁离石马茂庄M2前室北壁东侧石所刻建筑摹本

墓内外祭祀内容形式不同，目的和意义也有所区别。墓内祭祀的器具或内容已成为随葬品的一部分，实现了永久性祭祀。墓外祭祀则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其服务对象是死者，体现了灵魂不灭以及事死如生的丧葬思想；另一方面，祭祀主体是生者，祭祀行为彰显了生者的孝行，同时祈求死者保佑生者，“凡祭祀先祖，所以求福”。家族墓葬的祭祀也一定程度上起到联系、团结和凝聚家族成员的作用。可见，墓外祭祀实际上成为实现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精神沟通、联系丧葬理想与现实需求、联系地下世界和现实世界的重要纽带。

升仙追求趋于普遍化

四

汉代流行死后有知、灵魂不灭的观念，升仙成了死者灵魂的理想归宿。山西汉墓中有诸多与升仙相关的内容。

对神仙世界和升仙场面的刻画是吕梁画像石的重要主题。马茂庄M3前室东、西壁刻应龙、羽人、玄鸟以及御者驾驭飞龙、主人乘坐云车等图像（图八），可能为飞升场面。左表墓一块门侧画像石刻四虎驾华盖云车飞行，车上乘者应为墓主，其下为象征日月的蟾蜍和羲和，表示墓主乘云车飞升到了日月所在的天界。马茂庄M2、M3门框石与前室东、西壁北端刻东王公与西王母（图九），他们是理想仙界的象征，代表了升仙的目的地。晋南壁画墓中也有相关图像，如夏县王村壁画墓中描绘了羽翼仙人等。

图八 吕梁离石马茂庄M3前室西壁左、右边框石拓片

1.左边框石拓片 2.右边框石拓片

图九 吕梁离石马茂庄M2前室东、西壁北端画像石上的东王公、西王母图像

1.东王公图像 2.西王母图像

有些墓葬的葬具和随葬品上也绘有仙界景象。如毕村M1木棺棺盖绘云气纹、锯齿纹和飞廉怪兽组成的几何图案（图一〇）；该墓出土的彩绘陶壶上绘制云气纹、人身兽首怪兽等纹饰。虒祁M7019出土的彩绘陶壶上绘云气纹和神仙出游图。运城壁画墓中还可见到表示宇宙或天空的图像。平陆枣园村壁画墓上部绘流云、星宿、日月及白鹤等内容，永济上村后室上部绘星象图。日月星宿表现的天空应该也是对墓主升仙目的地或理想之所的想象和描绘。

图一〇 大同浑源毕村M1漆棺残片复原图

此外，为了帮助墓主顺利升仙，还采取了镇墓辟邪、防止墓主尸体腐朽等诸多保护措施。左表墓一块门侧画像石上雕刻龙和虎，另一块门侧画像石上刻天鹿、辟邪和虎、枭驱逐狐狸。吕梁画像石墓的墓门扉上常见的铺首衔环图像形象凶猛，面似龙或虎等的变形（图一一）。“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亦能辟恶。”因此墓葬中这些龙、虎等猛兽图像具有镇墓辟邪、保护墓主安宁的意义，其目的是帮助墓主顺利升仙。另外，王湖岭M5墓主头部和腰部铺撒绿色碎石块和黄白细沙粒等，可能是石英石、云母片和玉石，目的是保护墓主尸体不朽，正如文献所载“云母入地千岁不朽”。毕村M1、M2墓主口中皆含红色玛瑙珠，虒祁M3108墓主口中有料饰，后河M69墓主口部有一件残玉环，文献载“口含玉石，欲化不得”。这些行为均是为了保护墓主尸体不朽，从而帮助墓主顺利升仙。

图一一 吕梁柳林杨家坪画像石墓左、右门扉画像

1.右门扉画像 2.左门扉画像

丧葬内容转变的原因及意义

五

两汉时期丧葬内容的转变既体现了丧葬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转变。政治方面，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在延续秦代的郡县格局之下，同时分封诸侯；武帝时实行推恩令，此后诸侯国范围不断缩小，诸侯王势力不断削弱，逐渐形成实质上的郡县两级的行政区划。武帝之后实行察举制，孝、廉等个人品质和德行在入仕中具有重要作用。血缘和出身在政治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同姓贵族势力减弱。经济方面，土地私有制发展，地主阶层逐渐壮大。庄园经济的发展使得庄园地主崛起，这些地主有的还拥有私人武装，随着势力的壮大逐渐发展为豪强。身份和等级逐渐不再是社会分层的唯一或关键指标，财富和势力也成为划分人员阶级的重要内容。思想文化方面，武帝时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确立，孝道思想逐渐成为自上而下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天人感应”思想及谶纬观念大行其道，重丧厚葬、事死如生及祭祀求福的观念便愈益兴盛，即“今世俗宽于行而求于鬼，怠于礼而笃于祭”。另外，主张黄老之学、道法自然和鬼神信仰等的道家思想，以及追求长生、渴望升仙的神仙信仰在汉代社会十分流行，升仙逐渐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理想，尤其具有较高等级、拥有一定财富和实力的人员更为信奉和追求，因为他们拥有学习方术、求仙炼丹等行为的物质基础。此外，汉代科学技术进步，铁制工具的使用、墓葬修建及制陶技术的发展等均为墓葬转变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先秦时期重礼制、重等级的丧葬观念已逐渐不能适应汉代社会等级有所松弛的社会状况以及地主阶层逐渐崛起的发展需求，即丧葬理念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矛盾。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发展，是新事物产生和旧事物灭亡的根本动力。原有的丧葬理念与汉代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推动汉墓转变的重要因素，在其推动下，重视现实生活、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的新型丧葬理念逐渐产生，汉墓也逐渐发展为包含、融合升仙理想与留恋现实生活、服务死者与满足生者的新的矛盾体。这种新矛盾在墓葬中也有显著体现，墓葬一方面通过随葬大量日用器和模型明器，构建仿地上居室的墓葬空间以及在墓中描绘现实生活场景等来模仿地上世界，体现了对现实世界的留恋与不舍；另一方面通过在墓中描绘神秘的仙界景象来帮助墓主升仙，表达了对升仙的向往和追求。生者一方面通过厚葬、事死如生来实现对死者的侍奉，另一方面又利用厚葬将孝行外显于人，满足自身的实际需求。可见，墓葬既是反映现实生活与追求升仙理想的矛盾统一体，又是服务死者与满足生者的综合体。同时，矛盾双方存在相互转化的趋势和桥梁，在汉墓中，墓祭便成了这一“桥梁”。如上所述，生者通过墓祭服务死者，同时也实现了彰显孝行、祈求保佑和凝聚家族等现实目的，或在厚葬与财力之间发生冲突时，可能将墓祭作为解决方式，由此便实现了服务死者与满足生者这一对矛盾之间的联系和转化。同时，墓祭提供了死者灵魂与生者在现实世界相聚的机会，由此便实现了留恋人间和渴望升仙这一对矛盾之间的联系和转化。正如刘尊志教授提到的，现实世界、墓外设施、内部空间这三个世界通过墓外祭祀和谐地联系在一起，墓祭起到联通地下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功用。

汉墓发生上述转变的实质是从重礼重藏、重等级秩序转变为重现实生活、重实际需求，并且升仙成为丧葬的终极理想和最高目标。由此，汉墓成为体现生、服务死、实现升仙的统一体，既表现出了对生的留恋，对现实世界秩序的遵守，也表现出了对仙界的向往，对升仙的渴望，最终成为沟通生者和死者、联系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统一体。

汉墓是反映汉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两汉之际墓葬的转变折射出汉代人心中的丧葬思想和眼中现实世界的变化、联系及互动，二者也影响和推动着汉墓发展与演变，使得汉墓成为融合生与死、包含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体。而山西地区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山西汉墓既有多元汉文化之下的地域特征，又有统一汉文化之下的时代面貌，其所体现出的墓葬转变具有普遍性，是当时大部分地区墓葬演变的缩影。汉文化在政治一统的背景之下逐渐凝聚出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这种统一性是汉文化不断发展、延续，并在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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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丨崔潇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5年第2期

此处省略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