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那架飞机的坠落，掀起了一场震动政坛和军界的大地震。原本属于四野的几位将领，也因此成为了重点关注的对象，几乎所有大军区都出现了人员的调整和变动。

在这其中，有三位大军区司令员的情况尤为特殊，他们是杨得志、韩先楚和许世友。虽然这三位司令员没有经历隔离审查，但他们依然在公开场合做出了自我检讨。这就显得有些奇怪了——当时，涉及案件的处理通常都极为严厉。同样作为大军区司令员的梁兴初，仅仅因为未能阻止某些信息的传播，就被撤职并接受审查。那么，杨得志、韩先楚、许世友如果并未涉及其中，为什么仍然需要做出检讨呢？

事实上，这三人跟林彪的关系相对较好。杨得志曾是双一出身，长期在林彪的麾下工作，建国后两人也保持过一定的联系；韩先楚虽然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与林彪并无过多交集，但他因旋风司令的威名，正是在林彪的指挥下崭露头角。1959年庐山会议上，韩先楚曾前往拜访彭老总和黄克诚，差点因此被牵连，但林彪当时曾说：对韩先楚的错误要坚决批判，但要坚决保护，并且要坚决使用。这句话，帮助他度过了难关，显然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至于许世友，虽然在战争年代与林彪的接触不多，但长征后，他在红军大学策划了拖枪逃跑事件，当时林彪甚至提议枪毙许世友。但随着九大的召开，林彪的地位不断上升，许世友也曾多次登门拜访，1969年4月30日，林彪与许世友见面时，特意提到了团结问题。

那么，三人做出的检讨，是因为私人情谊的缘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分别写了三封信，而这些信件最终成为了他们必须做检讨的关键。

故事要从1971年九届二中全会说起。当时，南京军区的张政委因被另一个派系攻击，许多人认为他不应继续留在军队，南京军区的司令员许世友也持相同观点。于是，他让自己的秘书李文卿代笔，准备写信向中央提出意见。当李文卿写好信交给许世友签字时，福州军区的司令员韩先楚刚好在旁边聊天。韩先楚看到信的内容后，认为与自己的想法相一致，于是提议许世友先别急着提交，让自己也写一封类似的信，再一起递上去。济南军区的司令员杨得志住在韩先楚隔壁，一天，他串门时听说了此事，立刻表示也要参与进来。

就这样，三封内容基本相似的信件，最终被提交上去。根据当时的规定，大军区司令员在处理此类重要事务时，必须向中央和军委汇报，报告需要先经过林彪批阅，然后再上报毛主席。然而，负责林彪办公事务的叶主任，出于某种原因，未将这些信件呈交上去，而是将它们扣留在北戴河的住所里。正是这个细节，导致了事态的恶化。

1971年9月13日事件发生后，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负责调查相关人员。林彪生前的居住和办公场所被彻底搜查，三封信也因此被发现。李德生看到这些信后，感到非常为难，于是去询问周总理该如何处理。周总理仔细阅读了三封信，沉默了许久，最终慎重地做出了决定：这些信件并无实质性问题，事情到此为止，信件交给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存档。这一决策，显示了周总理极高的政治智慧。

在当时的敏感局势下，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尽管三封信中并未出现任何奉承或献媚的内容，但如果这些信件被不怀好意的人加以解读或曲解，便可能引起巨大的风波。借此机会发酵，事情就可能变得不可控。历史上，谣言的力量常常不可小觑，一旦流言传开，中央只得进行审查，而这种审查往往需要耗费数年的时间，不仅影响到相关人员，还会波及到整个军队。尤其是在那样的特殊年代，很多大军区都经历了人员的调动与变动，福州军区的政委也因审查被隔离，导致人心惶惶，很多人心情不安。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周总理选择采取了最稳妥的办法，巧妙地保护了许多人的利益。 这三封信，最终也传到了毛主席的手中。毛主席仔细阅读后，同样认为此事不必严肃处理。杨得志、韩先楚和许世友都是毛主席的心腹，他们的忠诚和信任，毛主席早有了解。信中主要是针对南京军区的张政委，并未涉及任何勾结或背叛的内容。毛主席也决定让他们做一个公开检讨，事情就此画上句号。 1973年5月，毛主席在接见韩先楚时，亲切地对他说：路线出感情，我知道你们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就算了，以《国际歌》为界。这段话的背后，隐藏着毛主席的深情，也表达了他希望韩先楚能够帮助缓解杨得志和许世友心中的疑虑。无论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在处理这件事情时，都尽量避免引发更大的政治风波，采取了最温和、最有效的解决方式。 然而，这三封信却让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问题——林彪在军中的影响力过于庞大。战争年代，林彪是中央军委的重要军事指挥官，建国后，他担任过国防部长，主管军委事务。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曾与林彪有过交集，关系错综复杂。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毛主席考虑再三，最终做出了决定：不能一刀切，也不能任由局势继续发展，形成隐患。 1973年底，毛主席以一种突然袭击的方式，调整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杨得志被调往武汉军区，韩先楚被调往兰州军区，许世友则被调往广州军区。这个调整没有任何形式的惩罚，但通过人员的调动，既不会引发不满，又能够及时防范潜在的风险，着实是一个高明的决策。 1974年，在一次大军区负责人的会议上，杨得志、韩先楚和许世友都做出了检讨，表示对过去的错误深感悔过。韩先楚更是诚恳地道歉：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犯了错误，请大家原谅。这种真诚的态度，得到了上下的一致认可。最终，三位将领仍然得到了中央的重用。1979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杨得志和许世友分别负责指挥不同的战线，保卫了我国西南的边疆安全。韩先楚虽然在1980年因年事已高主动辞去职务，但中央依旧在1983年赋予他新的重要职务，任命他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从整体来看，杨得志、韩先楚和许世友三位将领，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巧妙保护下，成功避开了一个可能致命的政治风波。通过公开的检讨，他们的政治生涯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反而在后来的工作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切，也让他们的命运比很多四野出身的干部更为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