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王朝的更替，从本质上来说，仅仅是人事的更替。历朝历代，帝王只不过是指挥三公九卿或三省六部来处理事务而已。然而，秦汉、隋唐时期的王朝是规则的制定者，建立了很多创新性的制度。而赵宋时期的情况却不同，它没有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反而通过频繁的人事调整让制度变得愈加复杂，最终难以有效执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宋朝的体制逐渐走向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的困境。赵宋的灭亡，正是由于这个庞大且复杂的人事结构无法高效运作。 事实上，宋朝并没有进行制度上的创新，只是在既有的框架下进行了修修补补，而且越改越复杂。可以说，宋朝的制度最大变化就是在相权的削弱上。中书省掌握了政务，但兵权和财权却被分割出去，宰相始终无法拥有绝对的权力。 宋朝的太祖在建立政权后，继承了晚唐五代的许多制度，保留了枢密院这一军事机构，专门管理军务，完全剥夺了宰相对兵权的控制。这样，宋朝形成了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大机构的分立，形成了互相制衡的局面。 同时，宰相的财权也被剥离出来。宋朝的财政由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三大部门管理，三司的长官实际上就是宰相，但他们的权力只是名义上的，常被称为计相。

失去兵权和财权的宰相，只能是一个听命执行的角色，根本对君主构成威胁。然而，权力的过度分散导致了行政效率的下降，财政和军事上的改革也无法随时应对外部变化，最终导致宋朝在面对危机时丧失了自我拯救的机会。 金军攻陷汴京时，这些问题暴露无遗。金军已经逼近都城，而大宋的官僚系统还在为一批火炮的归属权争论不休，导致了可乘之机，最终便宜了金军。 虽然金国和宋朝表面上在比拼军力，实际上制度差异才是其中的关键，金国的军事体系更为高效。 赵匡胤的制度设计虽然在当时削弱了宰相的权力，加强了君权，但这种体制并不适合长时间运作。由于相权过度受限，之后的宰相想要改变这一局面已经无能为力。王安石的改革失败，也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失去军权和财权，宋朝的宰相还丧失了任命官员的权力。为了进一步削弱宰相控制吏部的权力，宋朝特别设立了考课院，这一机构负责管理人事。考课院分为东院和西院，东院负责文官的选拔，西院负责军事人才的选拔。 这样，尚书所掌管的吏部、户部、兵部等部门几乎成了摆设。表面上看，这些只是对制度的调整，实则不过是人事的变化，增加了官员数量，却让行政效率大大降低，财政负担也变得更重。

宋朝的宰相在起草政令时也失去了主导权。唐朝时，政令由中书省起草，皇帝最多只是签署文件。而到了宋朝，宰相只能向皇帝提交草稿，最终政令的内容完全由皇帝决定。也就是说，宋朝的皇帝不仅主导了政令的决策权，甚至深度参与政令的起草，宰相的角色几乎变成了一个秘书，昔日宰相号令四方的威风已经不复存在。 宋朝相权的衰退，还体现在礼仪上。秦汉时，宰相可以与皇帝平起平坐，甚至有时在路上遇见时还会互相问候。唐朝时，宰相和皇帝开会时，宰相甚至可以坐着喝茶。而到了宋朝，宰相和其他官员见到皇帝时，必须站着。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变化，背后却是君主和宰相之间权力博弈的体现。 赵匡胤和赵光义特别重视这些礼仪细节，正是为了改变五代时君弱臣强的格局。在五代时期，皇帝更替频繁，而庙堂上的大臣几乎没有变化，导致弱势的皇帝面对庞大的官僚体系时，内心往往充满不安。冯道敢于在朝堂上公开顶撞周世宗，就是因为当时的朝廷格局已经出现了君弱臣强的问题。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赵匡胤和赵光义从细节入手，逐步削弱了宰相的权力。 此外，宰相和官僚系统之所以不得不妥协于皇帝，还有两个重要原因：门第的消失和军人地位的衰退。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贵族门第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出仕的文官群体由于缺乏家族势力支持，不得不向皇权妥协。 而军人阶层在经过太祖和太宗的削藩和杯酒释兵权后，已经彻底屈服于皇权，无法对抗皇帝。

在监察机制上，宋朝也出现了倒退。唐朝时期，宫廷政治是受到御史和谏官监督的，秦汉时，御史中丞专门负责监督皇室，而唐朝时，门下省的谏议大夫等职务负责向皇帝提出批评。而在宋朝，监察机构不仅失去了监督皇帝的功能，连台官和谏官都只能针对百官，而不能对皇帝提出质疑。皇帝通过对监察机构的控制，牢牢把握住了百官的权力。 唐朝时，谏官还是宰相体系的一部分，既负责对皇帝进行监督，又承担起沟通宰相与皇帝的桥梁作用。皇权受到制约，宰相也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而宋朝将谏官从宰相系统中剥离，结果使得皇帝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集中，而百官的意愿却无法有效表达。虽然宋朝的统治口号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士大夫的权力实际上已经大幅度削弱，因为他们无法对皇权形成任何威胁，皇帝才会给他们留有面子。 这种局面是由政治格局变化带来的结果。要从整体角度来看待历史，才能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 除了中央政府的调整，宋朝还对地方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目的依然是削弱地方势力对中央的威胁。 首先，宋朝将地方长官的身份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革，将那些曾经在军队中有一定根基的勋贵召回汴京养老，由文官来填补地方管理的空白。这些地方的文官并不是永久性的，他们只是被临时派往各地担任地方职务，名义上是知某州事或知某府事，实际上仍然是朝廷派出的官员。 因此，宋朝并没有真正的地方官，而这套文人主政的方案并非宋朝首创，早在五代时期，岭南的南汉就已经实施过类似的制度。

同时，地方的军队、财政和司法等事务也被中央政府拆分给不同的专责机构管理。例如，安抚使负责军事，转运使负责财政，提刑按察使负责司法，提举常平使则负责义仓和救灾。 可以看出，宋朝通过将权力进行进一步细分和分散，达到了互相制衡的目的。虽然中央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但这种安排的弊端也很明显：行政效率低，财政负担加重。 对于地方的财赋，宋朝采取了类似对军队的管理方式，地方的精锐部队被直接纳入朝廷禁军体系，而地方的财赋也需要上缴给朝廷。 通过这种对军队和财政的绝对控制，赵宋实现了对整个国家的掌控。然而，这种集中的体制也带来了严重问题，一旦京师被敌人攻占，整个宋朝就会陷入瘫痪，因为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