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1271—1368）和清朝（1636—1912）同是中国古代实现大一统的少数民族王朝，两代的疆域都十分辽阔，为中国的疆域打下了基础。但元朝只存在了98年，而清朝入主中原长达268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翻开两朝历史，我们发现，元朝和清朝都实行了等级制度，汉族的地位都十分低下。再看看北朝、辽国、金国在北方的统治都超过了100年，而元朝却无百年之运。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无比强盛的元朝迅速崩溃？小编试图来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

一，民族压迫和文化歧视

首先，从民族上进行分析。蒙古族和满族最初都是文明较为落后的民族。一个落后的民族征服了先进的民族，必须学习先进的文化方式进行治理。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许多民族政权主动实行汉化以延续统治，如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辽国实行南北分治、金国的汉化等等。

元朝建立后，许多野蛮的统治方式并没有改变。元朝实行民族等级制度，“民分四等”，一等是蒙古人，二等色目人（西北各族），三等汉人（金国故民），四等南人（南宋故民）。在这样的等级中，蒙古人和色目人拥有大量的特权，而汉族人则成为了奴役的对象。为防止汉族的防抗，他们禁止汉人打猎、学习拳击武术、持有兵器、甚至禁止集会拜神、赶集赶场作买卖、夜间走路。

元朝的皇帝除了元世祖忽必烈比较推崇儒家文化以外，其他皇帝都比较排斥儒家文化。蒙古人十分蔑视文人，他们将文人地位列为和乞丐差不多，即所谓的“九儒十丐”，这就是后来的“臭老九”的来源。直到元朝中期，才恢复了科举考试，但科举制也被蒙古族控制。元朝会试录取名额为100人，但分配却是“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二十五人”。由于汉族人口远远超过了蒙古族和色目人，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就算科举考上了，分配给汉族的都是最低列的职位。

这种民族隔阂和文化排斥的政策，使得汉族地主阶级和文人均不支持蒙古的统治，这无疑大大削弱了元朝的统治基础。元末的陈高曾遇到一个目不识丁却得到高官厚禄的蒙古少年，因而感叹汉人穷经皓首，孜孜黄卷，但结果却是“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

二，经济的破坏

在中国古代史上，大多数王朝都是在社会经历长期的战乱之后才建立起来，新王朝的建立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然而元朝却是一个极端例子，元朝是在破坏原本繁荣的经济之上建立的。蒙古南下之前，南宋经济十分繁荣，虽然有许多皇帝昏庸，但民间却是难得的长久治安。蒙古人在征服的过程过，不断的屠杀，严重破坏了生产力。这就是使得元朝并非是一个进步的王朝，反而是反动的。

在元朝建立后，元世祖虽然采取了一些手段来恢复经济，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总体上来说是远远没有达到宋朝的水平的。加上蒙古族将掠夺的野蛮本性强加到汉族地区，使得社会矛盾越发尖锐。他们肆无忌惮的圈地，横征暴敛。从元朝时期到元朝后期，农民所承担的赋税“盖增二十倍”。甚至地方还会在上级的税收基础之上不断加码，如江西饶州路“州县征之加十倍”。

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汉族地主也不断兼并土地，“江南富户侵占民田，以致贫者流离转徙。”元朝统治者十分信仰佛教，他们寺院经济在元朝又大规模的出现，他们也占据着大量的土地，如元顺帝曾“拨山东地土十六万二千余顷属大承天护圣寺”、白云宗总摄沈明仁曾“强夺民田二万顷”。根据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的中书省统计，当时的江南诸寺佃户达已经达到了五十余万户。

不仅如此，元朝统治者还不重视生产建设，甚至不组织抗灾活动。从1324年到1368 年，《元史》中满载的都是天灾，如天历元年，“不雨，大饥，民相食”，天历二年“陕西诸路饥民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诸县流民又数十万”等。1344年，黄河泛滥，居然朝廷大部分大臣反对赈灾，以至于黄河上下饥殍遍野。许多地方的农民走投无路，不断揭竿而起，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红巾军起义

三、官僚系统的严重腐化

元朝的统治者除了元世祖以外，其他的皇帝都没有什么作为。从元世祖去世到元顺帝继位的四十年间就换了十个皇帝。其中从致和元年（1328年）到元统元年（1333年）更六年中换了五个皇帝。他们都是父子相残、兄弟相争，上演一场一场的历史丑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精力都花在了争权夺利之上，哪有时间去管民间疾苦，反而他们会为了拉拢势力不断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挥霍，奢侈腐化成风。

到了元顺帝时期，整个官僚系统已经如朽木。财政支出不断增长，元顺帝二年的财政支持已经比三十年前增加了数十倍。 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又不断加大对民间的剥削力度，同时卖官鬻爵的已经成为了常态。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御史台臣言:“比者官以悻求, 罪以贿免。”卖官鬻爵“高下有定价”。元朝末期的赋税也是空前的名目繁多，花样百出，如“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赉发钱，论诉曰公事钱。”

蒙古人曾经凭借强悍的军队征服了亚欧大陆，然而到了元朝，蒙古军队已经严重腐败，甚至不堪一击。蒙古军队将领多数是世袭而来，他们早已失去了当然上马作战的勇猛，只知贪图享受，沉溺酒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元顺帝时期的御史张贞曾指出蒙古军队已经“无纪律之法，又无激劝之宜，将帅因败为功，指虚为实，大小相谩，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赏则同。”并且严厉地指责他们为“覆军之将，残民之将，怯懦之将，贪婪之将”。军队所到之处“鸡犬一空，财货具尽”。如此的军队，别说征服世界了，就是对付山贼也十分困难。因此在元末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蒙古军队兵败如山倒，元朝的江山很快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