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以生动的笔触展现了中国古代战争的方方面面，并在其中塑造了诸葛亮、关羽、刘备和曹操四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分别体现了“智绝”、“义绝”、“仁绝”和“奸绝”这四种人物类型，极致地展示了各自的独特性格和人生轨迹。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的“智绝”，他是智慧与聪明的化身，堪称中华民族才智的代表。他身穿羽扇纶巾，满腹经纶，能够精通天文和地理，足智多谋，常以神机妙算出奇制胜。

例如，在第46回的草船借箭一幕中，周瑜想要借刁难来除掉诸葛亮，便要求他在十日内制造十万支箭。诸葛亮却豪言三日必能完成任务，并且立下军令状。大家都认为他必定失败，因为按常理三天内不可能完成这么大的任务。然而，到了第三天，诸葛亮竟然交出了十万支箭。原来他预料到第三天江面会有大雾，于是借来二十只草船，趁着浓雾悄悄靠近曹军的水寨，令船上的士兵击鼓呐喊，迫使曹军误以为遭遇了大军进攻，只得射箭应战。结果，诸葛亮不仅成功获得了箭，而且一兵一卒未损，尽显其过人的智谋。

此外，诸葛亮还通过三气周瑜、七擒孟获、空城计和木牛流马等事例展现了他非凡的才智。因此，诸葛亮当之无愧地被誉为“智绝”。不过，鲁迅曾评价诸葛亮说：“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可见他虽然聪明异常，但有时也显得过于聪明了。

然而，诸葛亮的智绝并未让他忘记忠诚。尽管他才智出众，但他始终忠于刘备，甘心辅佐刘备父子，没有谋取个人权利，也没有取代刘禅，这样的忠诚在封建社会极为难得。

关羽则是《三国演义》中的“义绝”。小说通过极力渲染关羽的“义”，将他塑造为义的化身。关羽的“义”源自于他与刘备和张飞的“桃园三结义”。他们的结义，首先是一种民族的大义，讲求同心协力，扶危济困，同时也有对国家的忠诚，对百姓的责任。其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深刻展现了朋友之间的义气，这种关系建立在真正的信任与情谊之上。

此外，关羽与刘备、张飞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关羽不仅是忠于刘备，还是对刘备知遇之恩的回报。他坚守的“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报答知己，是对个人情义的忠诚，而非君臣之义。关羽真正做到了患难与共，忠诚不渝，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至今仍受到人们的敬仰。

刘备则是《三国演义》中的“仁绝”。他是一个英雄，但更是一个仁者，他的治理理念是“吾以仁义待人，人不负我”。刘备待人宽厚，讲究仁义，即便是面对将要离开、为他人效力的徐庶，他也会亲自送别，遵守伦理，不忍让徐庶因自己而不得孝敬母亲。在徐庶离开之前，刘备言辞坚定地说：“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这段话展现了他仁爱的个性特征，强调了仁义之道。

刘备不仅对待人才仁爱，对于朋友间的“仁义”也特别重视。他将兄弟情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对张飞、关羽和诸葛亮等人都视为手足，并且彼此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深厚感情。《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一个典型的仁德之君。他的行为和理念也反映了“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这一道理，强调了领导者的仁德。 然而，刘备的仁厚有时也显得过于做作，鲁迅便提到：“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刘备的仁德有时过于强调，显得有些不真实。 曹操则是《三国演义》中的“奸绝”。曹操的奸诈、狡猾、残暴、权谋深厚以及谋取私利的性格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曹操从小时候就展现了他的奸诈，他因父亲对自己过于严厉，便伪装中风，试图离间父亲和叔叔之间的关系。 随着他地位的上升，曹操更加展现了自己的奸诈与残忍。他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实际上却不断进行权谋操作，甚至策划篡位。表面上看似仁爱，实际上却心狠手辣，毫不手软。在“过五关斩六将”这一典故中，曹操对关羽的宽容和奖赏展示了他对人才的渴求与尊重。然而，他也因手段极端，信奉权谋，逐渐被视为典型的“奸雄”。 虽然曹操的形象在《三国演义》中被塑造成了“奸绝”，但他并非单一的恶人。他具有多面性，既有雄才大略，也有对文才的尊重。曹操的军事才能、政治智慧以及文学成就，都是不可忽视的。他撰写的《短歌行》便是他文学才华的代表之一。因此，曹操不仅仅是一个奸诈的角色，他的形象也是立体、复杂且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