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军委会将原隶属于军政部陆军署的军衡司并入铨叙厅，目的是为国民党海陆空军人员进行大规模的军衔铨叙。 4月2日，铨叙厅正式公布了陆海军一级上将9人名单，名单上的9位分别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将军、何应钦、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陆军一级上将）和陈绍宽（海军一级上将）。 加上后来递补晋升的3人，国民党大陆时期授予的一级上将共计12人。 至今，依然有许多人对为何唯独这12人被授予一级上将感到困惑。这其中的标准是什么？是否有一定的规律，甚至是隐性的“潜规则”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标准和规律不仅存在，而且有三个，并且形成了一条“潜规则”。 接下来，让我来为大家详细解析。 从近距离来看，他们都是国民党军事领域的重要人物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些授衔前的九位国民党一级上将在军委会及军队中的职务和地位。 冯玉祥，曾被蒋中正重新拉拢出山，担任了军委会常务委员，授衔后不久便当选为军委会副委员长。如果他不是一级上将，那谁还能当得了呢？ 阎锡山当时是军委会常务委员，同时担任太原绥靖主任；李宗仁担任广西绥靖主任；张将军为武汉行营主任；陈济棠则是军委会西南分会的负责人，同时兼任广州绥靖主任。 阎、李、张、陈这四位，都是实力强大的军事人物，他们不仅在军队中声势显赫，而且在地方上也是实力派的代表，被称为当时地方的“四强”。 何应钦担任军政部长，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蒋氏；朱培德先是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之后于1934年12月起代理参谋总长（参谋总长由蒋中正亲自担任）；唐生智自1934年12月起担任军委会训练总监部总监。 何应钦、朱培德、唐生智，加上“总长”朱培德，这三人常常被称为军委会的“四巨头”。 另外，陈绍宽出身于闽系海军，时任海军部长兼海军总司令，作为海军代表被授衔一级上将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远一点来看，这些人代表了各大军事派系

从北伐战争起，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唐生智等几位主力军军长便成为了蒋中正嫡系的第一军、滇军的第三军、桂军的第七军、湘军的第八军的象征。 北伐军第二军的代表谭延闿、鲁涤平，其中谭延闿早在1930年便去世，鲁涤平则在第一次“围剿”中遭遇重创，并于1935年1月去世，因此并没有再获得军衔。 “铁军”第四军的代表李济深较为复杂，因1933年“福建事件”与蒋中正发生决裂，并逐渐退出了军界，取而代之的是当年他的师长——陈济棠。 本来军力较弱的第五军后来由陈济棠整合收编，因此没有再选出代表来授衔。 第六军的军长程潜在1935年4月授衔时，正处于与蒋中正意见不合的阶段，1935年底成为“总长”后不久，被授予二级上将，直到1939年才晋升为一级上将。 至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将军等人，从北伐到之后的岁月，几乎是当时能与蒋中正抗衡的风云人物。 曾任军分会委员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北伐胜利和“东北易帜”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张将军等人先后担任了开封、太原、武汉、广州、北平的军分会委员长。这些军分会委员长成为了蒋中正统治下国民党军事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即便是何应钦，也曾继张将军后，担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 除了李济深在任期内被陈济棠所取代，其他曾担任过军分会委员长的高级将领，几乎全都获得了一级上将军衔，这似乎也并非偶然。 国民党一级上将的潜规则 除了上述九人，国民党大陆时期还授予了三位一级上将，他们分别是程潜、白崇禧和陈诚。这三人均是继朱培德、张将军、冯玉祥之后，由二级上将晋升为一级上将。 回顾国民党大陆时期的所有一级上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潜在的规律：要么是拥有深厚资历的老牌军事实力派，要么曾在不同历史时期担任过军委会的核心职务。 “总长”、军政部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即军训部部长）、政治部部长以及军令部部长，这五个职务统称为军委会的“五巨头”。除了老牌军阀，所有国民党一级上将几乎都出自这“五巨头”之中，毫无例外。

总之，国民党大陆时期的12位一级上将几乎都有授衔的必然性，看起来似乎缺一不可，多一也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