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12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彝文出山》的报道。

进入12月，毕节街上的人明显少了。彝族年的喜庆劲儿和冷空气一起翻过乌蒙山，拜访这片西南腹地。

每家每户都要把火塘烧旺，煮新年粑，村里会摆上长桌宴，表演彝族古戏撮泰吉，尽情地、热热闹闹地团聚，“玩年”。然后，当一切安静下来，毕摩们开始祭祀。他们把祭牲白公鸡的羽毛粘在文献封面上，敬献代表知识神、智慧神的彝文文献，意味着“世间知识大，君王居其次”。

这些文献中的古彝文，历经几千年的传抄，被叫“韪书”，也称“爨文”“倮文”，纤细、象形的线条仍然基本保持着初创形态，被语言学家周有光称作“今天唯一有法定地位的中国少数民族‘自源’创造的传统文字”。

为了让它们被更多人看到，70年前，这个穷到被形容为中国“贫困的锅底”的地方，成立了全国唯一一个以整理翻译彝文文献为专门事业的机构。彝文古籍比翻译它们的人先一步越过重山，又越过重洋。2023年“贵州毕节彝族古文字档案”列入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世界级文化品牌”的备选项目。

可就算在今天，想找到这里依然不容易。飞机降落于群山之中，导航到一个老小区，穿过炸洋芋、菜豆腐和裁缝店，看到一扇贴着对联的防盗门。对联是用古彝文写的，横批上的一块牌子刻了几个小字——贵州省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下称毕节彝文翻译中心）。

房子是小区以前的售楼处，办公室很小，侧着身才能穿过桌子和墙之间的过道。最大一间留给了20个樟木书柜，里面存放着660多册彝文古籍。或者说，存放了彝族的历史、哲学、历法、医理、文学，他们理解世界的目光，人类故事的另一种讲述方式，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

乌蒙山深处

1952年，中央访问团访问当时的贵州大定县（今毕节大方县）时，彝家献上一面彝文锦旗，无奈天书一样的文字难倒了众人。

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古彝文，他认为“倮文之历史似不至再晚于后汉”。

但是，信息闭塞、囿于险阻，市面上很难见到这种古文字的踪影。这位新中国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创建者第一次看到彝文，是在法国传教士邓明德编写的《撒尼法倮字典》上，他生发出强烈的兴趣，转身却发现资料寥寥。

他很快注意到，即使是这些仅有的记录彝文的资料也“大多有字无文”。直到1936年，地质学家丁文江与贵州大定的罗文笔合作翻译的《爨文丛刻》出版，“中外学者才知道彝族有丰富的古籍，而且对研究人文科学有重要的价值”。

毕节和六盘水是贵州彝族主要聚居区，毕节两个字就来自彝语音译，意思是“由毕摩做主的邑落”。彝族先民在这里建立的水西和乌撒等地方政权存续千年，也让贵州成为全国彝文古籍数量最多的地方之一。

上世纪30年代，丁文江在这里进行地质考察时偶然搜集到一些彝族古书，本想找一位“能读经典”的彝族师傅翻译，对方却不懂汉文，听说罗文笔彝汉文皆通，慕名寻来。三年之后《爨文丛刻》完成，成为第一部经过科学翻译的对外介绍彝文古籍的丛书。可就在出版当年，丁文江在考察中因煤气中毒逝世，古老文字的面纱才掀一角就戛然而止了。

今天回想起来，罗德显已经“不能想象那时的翻译有多难”。“不是能说彝语就能看懂古彝文，古彝文相当于文言文，解释清楚需要深厚的学识。”这位毕节彝文翻译中心译审告诉记者，在彝文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异体字、变体字特别丰富，字符和释义“一对多、多对一”是常态。“翻译古彝文还要熟悉古汉语，要懂彝族历史、社会风俗等大量知识。”

几千年来，彝族古文字的使用者和传承者主要是毕摩，毕摩往往传内不传外。普通彝族百姓只会说彝语，不识字。这让古彝文的保护、传承、释读变得困难重重。

那面彝文锦旗一直“挂”在人心里。1955年，时任毕节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的李仿尧决定，筹建一个专门从事彝文文献翻译的机构“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罗文笔的儿子罗国义和毕摩世家传人王兴友被请来主持工作。

民间收集来的一摞摞古书里，一本长49.1厘米、宽31厘米的大开本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扉页用彝文写着“哎哺啥额”四字，意为“乾坤气象”。全书37万字，系统记载彝族先民以清浊二气生成万物的宇宙观及六祖分支迁徙历史，涉及天文、历法、医药、冶炼、工艺、畜牧、狩猎、农耕等方面，因内容之丰富、全面，得名《西南彝志》，油印刊出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入选第一批全国古籍珍贵名录。

很少有人知道，翻译巨著的是两位“临时工”。九山半水半分田，毕节穷，很长一段时间，彝文翻译组都是临时机构，没有正式编制和城镇户口，两位先生要从老家背着粮食翻过几道山，才能抵达书桌前。市面上没有彝文工具书，更不用说参考资料，遇到不懂的只能到处求教。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到1966年的11年间，包括《西南彝志》在内的200多万字彝文资料翻译面世。

上世纪60年代，毕节彝文翻译组被撤销，翻译工作者也被遣散回家，直到1977年经贵州省委批准恢复重建。

“那个时候懂古彝文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就像那个绳子快要断了。”罗德显说。

要把绳子接上。他们开始到处寻找彝文人才充实译者队伍，不论职业不论年龄，有人是小学老师，有人是公社会计，罗国义的侄子罗正仁进入翻译组时已经年过半百，英语老师王运权刚刚退休，又在这里办了“入职”。

罗正仁制作的彝文翻译卡片。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徐欧露摄

乌蒙山的深处，一间木板房就是办公室，有人工资只有十几元，没有周末，春节回一次家。“他们根本没有想自己的前途。”罗正仁的儿子罗显仁记得，小时候家里住的是土坯房，“外头下大雨，屋头下小雨”，苞米粑粑也吃不饱。

那时没有彝文字钉，彝文古籍的排版印刷都靠手工缮写。因为字写得漂亮，罗正仁担任了这个工作，6年时间手写彝文近200万字，工整俊逸，至今仍是模版。大年三十，年夜饭已经摆好，他还放不下笔。最终让他离开书桌的是癌症，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他感到过胸口痛，为了不影响工作，就用桌角顶着。

罗正仁是祖父罗文笔带大的。为了感谢罗文笔翻译《爨文丛刻》，丁文江曾提出为他在政界谋一个职位，被罗文笔辞谢了。他只求丁文江一件事，请政府出资在自己的家乡办一所彝族学校，把彝文传下去。

救书救人救学科

1983年，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座谈会召开，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工作就此展开。指示从北京传进乌蒙山，“救书、救人、救学科”。

就在那一年，罗德显老家的公社组织了一个彝文培训班，刚刚高中毕业的罗德显因为“好奇”报了名，班上50多个学生，只有三位女生。跟绝大多数人一样，她只会说彝语，认不得彝文，没学多久“一下就入迷了”。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正在创造历史。

传统彝族社会里毕摩传男不传女，女性不能接受毕摩教育。她成为第一批向毕摩学习的女孩。

几个月后毕节地区开办首届彝文师资培训班，罗德显追了过来。60多个中学毕业的年轻人一起念小学彝文教材。两个月的培训结束，大多数人回到家乡开设了那片村寨的第一堂彝汉双语课。

那本小学教材是陈大进编写的。就在3年前他还看不懂这些蝌蚪一样的字，在县城闲逛时被翻译组的名字吸引，直不棱登地走了进去。听说他会讲彝语，罗国义非常高兴，放下手头的工作，用一个下午带他读国际音标，临走时还送他一本刚编好的《彝文字典》，鼓励他自学彝文。陈大进没有让老师失望，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彝文青年骨干，当时毕节地区的主要领导禄文斌把他调到彝文翻译组，还涨了工资。

那时候不少县区相继开设古籍办，有的干脆就叫少数民族古籍文化抢救编译室。罗德显被招进毕节威宁县的古籍办。刚入职，她提着暖瓶帮前辈打水，领导看到发了很大的火，“我招你来不是让你打水的，是让你好好考中央民大，把彝语学下来！”

1982年，全国首届彝族历史文献大专班在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开班，这是彝文古籍文献第一次作为一门课在大学讲授，罗国义、罗正仁等毕节翻译组的先生先后受聘，站上北京的讲台。

上世纪80年代，毕节彝文翻译组的彝文翻译人，在艰苦条件下坚持翻译工作。受访者供图

后来成为毕节彝文翻译中心主任的王继超是第一届学生，为了考进来，他用20多天学了3000多个彝文字。许多人现在还记得他那本七八个本子钉在一起的自制字典。

几年之后，罗德显成为王继超的师妹。刚毕业就被安排进老家的农业银行，那是很多人羡慕的铁饭碗，办公室和宿舍都安排好了，她固执地不调档案，非翻译组不去。父亲为此一周没有和她讲话。

遗憾的是，她始终没有听过罗国义的课。第一次见到先生已经是在医院，70多岁的罗国义积劳成疾，罗德显和陈大进同去探望。看到他们进来，住院10多天没有开口说过话的罗国义，突然用彝语对陈大进说，“好好地教”，又转头对罗德显说，“好好地学”。

“就这么一句话，就让我一辈子都要读这个专业。一句话就像灯塔似的。”说起这段事，50多岁的罗德显一下子哭了。

存世的彝文古籍70%是手抄孤本，一旦损毁丢失便无可挽回，只要有时间，大家就去收集古籍。找老毕摩，王继超会背上录音机和三五十斤酒，只有聊熟了才能把书借出来抄录。罗显仁到各处拓印石刻，崖壁、桥边，最远一块在深山的坟墓里。

救书不仅在书。禄文斌参与主持滇川黔桂四省区联合组成的彝文古籍整理翻译出版领导小组，四省区的专家、毕摩汇聚一处，他们从各地古籍中收集到82000多个彝文字迹。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字迹的全面收集，被“救”出来的字，奠基了此后一系列彝文工具书。

每个人都像在跟什么赛跑。罗德显记得，有一年，翻译组决定把收集的古籍做一道整理，趁着老先生还在，尽快了解每部的内容。因为经费有限，20多人在一个月内读完了600多册古籍，大家在办公室搭床，自己架锅做饭。很多人是借调来的，没有一分钱报酬，“但是都觉得这件事有意义”。

现任毕节彝文翻译中心主任罗京平的宿舍就在王继超办公室的楼下，他记得，半夜两三点醒来，楼上总是亮着。有人找王继超谈事，他一边应和，手上敲字不停。

2009年，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更名为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迄今整理翻译彝文古籍100余部、3000多万字，包括被誉为“彝族古代百科全书”的《西南彝志》，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宇宙人文论》，45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完成一本古籍的翻译，一年两年都是很快的速度，王运权和王世举承担了《西南彝志》的第二次整理翻译，历时28年。为了一个字，两位老先生经常在办公室拍桌子，谁也不服谁。2001年王世举去世，办公室只剩下80多岁的王运权。他每天从家走到单位，安安静静地伏案一天，然后走回去。直到95岁走不动了，才把最后几卷交给同事陈宗玉。

“只有两个字——热爱。彝文古籍你越是读进去了越是不能自拔。古代到底写了什么，我们就想探索这个。”罗德显说。

河图洛书

如果回过头看，彝族古籍并非一直湮没无闻，它最著名的一次“出山”影响了后世上千年。

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发愿要厘清中国文化源头的朱熹，委派给学生蔡元定一个重要的任务，入蜀访图。

他们要找的是相传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神秘图案，河图洛书。《易·系辞》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伏羲氏受河图洛书始作八卦，被视为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

可是到底什么是河图洛书？先秦典籍中没有明确的说法，汉地坊间传说，“河图”是龙马衔出于黄河，“洛书”则由神龟背书出于洛水。

听说蜀地可能有河图洛书的踪迹，蔡元定踏上艰险的蜀道，果然寻得三幅图，后人推测他只将其中两幅交给老师。朱熹在《周易本义》中首次将河图洛书图式列于卷首。

曾有人怀疑图是伪造的，后世学者沿着路径寻访，发现这些图同样出现在彝文古籍《宇宙人文论》上。山川阻隔，让这里意外成为文化的保存之地。

毕节彝文翻译中心保存的《宇宙人文论》记载，洛书在彝语里念为“鲁素”，意思是龙书，河图彝语发音“付拖”，意思是“联姻”，即阴阳联姻的意思。

“这两幅图，说到根本上，就是一幅方位地理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考证，《周易本义》中的两张图实际上都是标记地平方位的洛书，实为“四方五位图”与“八方九宫图”，表现了先人以生成数、天地数配方位的思想，与在《宇宙人文论》里的名字“五生十成图”“十生五成图”正当契合。而河图应是蔡元定自己留下的第三幅图，也就是后人熟悉的阴阳鱼模样的太极图。

在彝族古籍里，太极图比比皆是，毕节彝文翻译中心副译审陈宗玉专门调查过这幅图的源头。“它原先是蛇的形状，没有那么虚。”冯时研究认为，那是龙的形状，太极图也即河图，描绘的是二十八星宿中的东宫苍龙跃出银河回天运行的星象。河图洛书二者构成了东宫苍龙的观测体系，昏旦之时在地平方位上测定龙星的位置，就可以获得时间。

冯时认为，时空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河图洛书体现的就是中国古人对于空间的认识，以及数术的认识。

也有学者认为，洛书是推算十月太阳历的天文历法书，河图是推算十二月历的天文历法书。十月太阳历是彝族先民创制的一种历法，每年十个月，每月36天，共360天，其余五至六天都作为过年日，不计在月内，每隔半年过一次新年。大小凉山等地的彝族，大多以夏至和冬至作为大小两个新年。云南等地的彝族，两个新年在大暑、大寒前后，称为火把节和星回节，以北斗斗柄南指和北指来确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副所长、天文学史专家陈久金认为，阴阳五行和八卦的起源与十月历有关。

不仅是河图洛书，这样彝族先民的宇宙观和对万物演化产生的哲学思考，在《西南彝志》《爨文丛刻》《宇宙人文论》等古籍中有大量记录，一些古代知识直通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

史前考古发掘材料及古代文化中，有不少八角星纹图案及与之相关的纹饰，年代从近8000年前至秦汉时期及以后。最著名的是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距今约5300年的玉版，内外有四重图像，最中心是一个指向四方的八角图形。

这个图案有何含义，一直为学界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在彝族的传统风俗、服饰中，八角星纹图案还大量存在。“彝族称八卦就叫八角。天为圆地为角，八个角就是八卦，代表的就是八个方位。”毕节赫章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译审龙正清说，“八卦和河图洛书本质上是在说一个东西。”

古时的彝族先民以农耕、畜牧为生计，离不开对农时的测算，而确定农时离不开对天文的观测。“彝族非常重视天文历法。”龙正清解释道，彝族很多哲学观宇宙观，包括八卦、河图洛书都来自于对天文的观测和历法推算。这也让他毕生致力于彝族天文历法和易学研究。

“彝族文明启蒙于先天八卦天文历法。先天指的是天、地、日、月、星云与气象物候运动发展的规律；八卦是自然、社会现象的象征性符号；天文即宇宙天象文化；历法即以圆角勾股算术推算历法的方法。先天八卦天文历法即测度日月运动规律，观察万物，结合气象变化进行推算，用八卦符表示易象进制术数，以之确立气候时节来管理耕牧的太阳周天纪年历法。”他说。

彝族先民将这些知识写成历法诗歌，记述先天八卦天文历法勾股算术创制程序的诗歌，彝语叫“土鲁喱咪”，意为宇宙太极历法诗歌。龙正清说，以前的毕摩会唱就会画。逢年过节老人们还会聚在一起，竞比历法知识，你起我落地唱“土鲁喱咪”。

重识中国文字的起源

2017年，禄文斌带队去甘肃天水参观考察大地湾遗址，在博物馆里看到距今7800至4800年文物里的36个刻画符号。王继超和王子国两位彝文专家现场用古彝文解读，发现几乎都可以释读出来。贵州省彝学会会长安金黎记得，其中一个字是“酒”。

惊喜之余，这并没让彝族专家大感意外。考古学家曾在众多遗址出土的器物上发现刻画符号，是不是文字、是什么文字，没有定论。“目前大约有三十几个遗址的刻画符号被专家用古彝文做了释读。”安金黎说。

上世纪80年代，彝族作家李乔在参观西安半坡遗址时，带回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样本与彝文进行研究，请不懂汉语的老毕摩辨认，读出了其中23个陶符。毕节大方奢香博物馆里展示了一幅对照表，就是毕节彝文翻译中心用彝文比较释读的“西安半坡遗址出土刻画符号”。

“以往谈中国文字，似乎只是汉字一统天下，考古资料则让我们有了新的发现。出土于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的陶片上刻有11个字，结体完全与汉字无关，而以古彝文对读，却无一不合。”冯时说。

上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一个出土陶盆的残片上，发现刻有11个字符，学者判断距今有4300年至4100年，普遍具有曲笔、圆笔和弧笔，明显区别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

冯时用古彝文释读出了这11个字符，他在《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中指出：“陶文性质为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卜辞。文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出现了彝族始祖之名‘渎’，彝人尊称其为‘阿普渎’，文中同时可见以鸡骨占卜之俗。这些内容均可与彝文文献一一印证。”

根据对这类材料的研究，冯时提出了中国文字起源“夷夏两源”的理论。他研究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不仅指汉字的起源，更包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非华夏先民的文字的起源。早期文字都起于象形，但在不同的文字体系中，相同的象形符号却表达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文字起源的研究首先需要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判断不同的考古遗存究竟属于东夷文化还是华夏文化，进而才能利用相应的文字研究解读，得出客观的结论。

抢救培养人才

相比已经出版的100多部彝文古籍，还有上千部躺在书柜里。安金黎无奈地说：“按照这个速度，把这些书都翻译出来，我们可能还需要100年甚至几百年。”

“我们平均年龄50多岁，最年轻的译者也已经45岁了。”罗京平说，毕节彝文翻译中心目前有7个专业技术编制，只有5人在职。去年两位老师退休，空缺一直没有补上，罗德显明年也要退了，他们担心缺口还会变大。

他一直在为进人的事发愁。相关规定要求，引进人才的学历必须在本科以上。但目前的情况是，彝语基础好的学生大多在语言环境更好的农村，多是高中或大专毕业，不符合招考学历要求。“但实践显示，引进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不一定能够做得了我们现在的彝文古籍基础翻译的事情。”罗京平认为，这与高校彝文专业师资力量薄弱、语言环境的退化都有关。

他们考虑过社会招聘，可办公经费有限，难以提供有吸引力的工资。2018年之后，原本拨发的出版经费暂停，许多古籍翻译出来后只能躺在电脑里，面世困难。

陈宗玉以前是小学校长，2012年调到翻译中心，第一个任务就是调研彝文的传承情况，他还记得当时的结论，毕节全市能做古彝文翻译的人不足100位。

今年，毕节彝文翻译中心联合毕节市档案局、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等再次进行调研，最新数据是，贵州彝文古籍翻译人员共33人。

在2025年底出版的《贵州毕节彝族古文字档案整理研究》中，调研组写道：“总的来说，贵州彝文传承人现状不容乐观，作为彝文传承人的主体普遍年岁偏高，学历偏低。……彝学科研机构人员较少，学历、职称整体偏低，能力较强的科研人员渐渐减少。……30岁以上的彝文古籍翻译人才没有形成团队，翻译人才断层，存在青黄不接的情况，翻译人才队伍没有形成合理梯队，没有专职培养彝文古籍翻译研究的学校，也没有开设相关专业。”

干了一辈子彝文古籍的整理出版，贵州民族出版社原副总编、副总经理陈光明粗略估算，目前贵州能从事古籍翻译的30多岁青年骨干不过七八位，多数只能翻译较简单的文学作品。已经退休了，他还在四处奔走，拉队伍、筹资金。2022年他专门申请“彝族经典叙事长诗”系列，希望用“项目带动人才成长”。

“救书、救人、救学科”的号召之下，不少地方曾开办彝文双语培训班，培养出一批彝文人才。但这些年，因为就业前景差、生源师资减少等原因，双语班陆续关停。几年前，翻译中心争取到一些资金，在全市挑选了30多位彝族学子培训。培训中陆续有人离开，考试的考试，打工的打工。班再没有办起来。

袁顺华一直在为一件事后悔，他家中的一位长辈精通古彝歌，有人用手机录了一些，没承想手机坏了，老人去世，300多首古彝歌也跟着一起去了。

这位毕节彝文翻译中心的副译审，说起来非常着急。“语言失传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要赶紧抢救培养人才，接续人才队伍，不然消失的不只是文字，还有文化。”

几年前，陈大进突患脑梗，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他回到老家，好不容易养好一些，又开始翻译。有年轻人追到这个重山里的村庄学彝语，他来者不拒，被拉进陌生的群，总有不认识的人请教，“有问题我就讲”。就像当年那个下午，罗国义对那个冒冒失失的年轻人的期望一样。

“大家踩在我的背上，只要能登高一步，我就高兴。”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