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是蒙古帝国，其疆域远大于今天的俄罗斯，甚至超过了封建国家能够实际控制的最大范围。蒙古帝国横跨了整个亚欧大陆，其中红色区域的北方地区几乎没有人居住。 蒙古骑兵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他们在军事上解决了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是后勤补给。蒙古军队的主食是奶疙瘩和肉松，奶疙瘩是将奶熬干后形成的干货，肉松大家都很熟悉。这两种食品可以长时间储存，且含有高能量。以一头牛为例，制作成肉松后大约能得到20多斤的肉。这样，蒙古骑兵能够携带足够的食物，满足一个月的粮食需求，而与之对比的是，中原的军队主要以小米为军粮，最多只能携带三天的食物。中原军队运粮十分困难，古代有记载说，秦朝时从咸阳运到东海郡的粮食，原本200担，最终只剩下1担。 接下来是马匹。蒙古骑兵每人都带着多匹马，而不是仅仅一匹。这些马除了作为骑乘工具外，还可以用来携带物资。蒙古骑兵通过轮流骑行，可以保持较高的速度，甚至有些士兵可以在马背上睡觉，不需要搭建营地。这让他们在补给方面也更加方便。蒙古大军的骑兵冲击速度，甚至和现代军队相媲美，而那个年代并没有高速公路。很多国家甚至在防御体系尚未搭建起来之前，就已经被蒙古骑兵摧毁。因此，中原地区修建了长城，比如北京的八达岭、居庸关和水关等，这些长城防线就是为了应对蒙古骑兵的突袭，确保即使被攻击，后方的关隘也能做好准备。

此外，草原部落是游牧民族，随着大军的前进，这些部落可以跟随迁徙。在蒙古帝国的征途中，许多地方的居民被屠杀，以保证后方草原的安全。 然而，蒙古帝国并非无敌，他们也未能征服印度。原因并不是印度的军队强大，而是因为在恒河边的战斗中，蒙古大军因极热的天气，导致马匹死伤惨重，最终无法继续作战。因此，蒙古帝国的扩张未能抵达印度，原因就是他们无法适应如此炎热的气候。

在对抗蒙古骑兵方面，汉代的霍去病是最为有效的。他的战术理论虽然没有得到很好地传承，但他发现了蒙古骑兵的一个致命弱点——战略机动性差。尽管蒙古骑兵在战术机动方面十分强大，但他们在长距离移动时却受限，因为他们的移动需要依赖水草。事实上，蒙古骑兵的最大弱点就是无法在没有水草的地方进行大规模迁移。 霍去病每次出征时，虽然带的骑兵不多，但却能迅速穿越广阔的战场。霍去病的战略并不是直接追击蒙古骑兵，而是追随水草的生长路径，直接攻击蒙古的部落。通过这样的方式，霍去病能够在打击蒙古部落的同时，掠夺他们的牛羊和物资。没有了这些资源支持，蒙古骑兵也失去了持续作战的能力。遗憾的是，霍去病的这套战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可能因为他去世太早，如果他活得久一些，这一战术可能会广泛传播。

随着蒙元的建立，西征带来了大量的军事技术和汉族人的加入，蒙元骑兵的战术水平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甚至与南宋的军队并无太大差距。 然而，南宋内部存在较大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地理环境。北宋的建立是通过赵匡胤的黄袍加身，而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军事政变。因此，大宋的制度一直强调防范带兵将领的叛变。而南宋的地理形势与大宋的制度设计相悖，使得南宋能维持152年的政权已经相当不易。

从历史上看，江南的许多王朝都非常短命。比如东吴存在了59年，东晋存在104年，南朝宋、齐、梁、陈等王朝也都相对短暂。尤其是在南宋时期，由于地理环境限制，内外压力巨大，使得南宋政权极为不稳。 南京作为南宋的首都，有一定的地理优势，长江形成了天然的防线，周围还有山脉有利于防守。然而，南京也有两个关键的要害：采石矶（即今天的马鞍山）和镇江。由于水网密布，北方的骑兵通常会选择从采石矶进攻，但由于泥沙堆积，水网的地形易于变化，最终多数会从镇江入手。

而南宋的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江南的王朝，几乎都是藩镇林立，导致了频繁的内乱。比如三国时期东吴的二宫之争，东晋的琅琊王氏与司马氏斗争，南朝的刘裕灭司马族后分封亲贵子弟，结果一死之后诸侯王纷纷割据。南宋的萧衍为了防止兵权分散，将兵权分散的做法带来了灾难，最终在侯景进攻时，许多大臣和诸侯王宁愿看着萧衍死去。 南宋的内乱频繁，最终导致了岳飞之死。全国七成的军队掌握在岳飞手中，赵构自然不可能放心。这样的人物和问题对于南宋的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到了明代，朱棣从藩王起家，但他面临着一个类似的问题：如果要防御蒙古，必须在边境驻军，但谁来担任藩王却是个大问题。最后，朱棣决定迁都北京，这一决策的背后，实际上是为了防止藩王有机会造反。 明朝通过不断强化对北方的防御，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应对草原威胁的策略。这其中，边境的贸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在那个时代，贸易带来的长期影响并未被完全理解。 南宋的GDP虽然很高，但朝廷财政困窘，难以收税。明朝末期也是如此，尽管南方富裕，政府财政依然捉襟见肘。崇祯时期，尽管大臣们被要求捐献白银，结果却还是无法满足财政需求，这与朱元璋打下江山时的财政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帝国的崩溃往往始于财政的崩溃。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现代，国家财政的状况往往能够预示一个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