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二十三日，紫禁城东华门旁出现了两个尸体，一男一女。严寒的冬风中，几个太监忙碌地为死者整理遗体。令人意外的是，紫禁城东门竟然成了临时停尸的地方。人们注意到男尸只穿着一双空靴子，于是有些人好奇地问，太监解释说：凤不裹头，龙不裹脚。这两个尸体分别是崇祯皇帝和周皇后，正是紫禁城的前主人。这是一个被人们认为天崩地裂的时代。四天前，李自成攻入北京，标志着大明王朝的灭亡，他成为了历史的掘墓人。

李自成进入皇宫时，想见崇祯，却只发现了被砍倒的袁妃和15岁的长公主。李自成感叹崇祯对妻女过于残酷，指示将二人送回宫中调养。他对崇祯并无恶感，甚至带着一些同情。当一些明朝大臣为了讨好新主，抨击崇祯时，李自成还批评他们辜负了崇祯的信任。然而，崇祯的下落始终未明，李自成焦急万分，命令悬赏寻找。几天后，终于在万寿山发现了崇祯和太监王承恩的尸体。也许是为了体现天命所归的气度，李自成决定给予崇祯夫妇帝王礼葬，但令人尴尬的是，李自成的热心并没有得到明朝官员的响应。在崇祯灵柩旁，只有兵部主事刘养贞一人痛哭，其他官员显得十分冷漠。

而其他官员呢？他们忙着为自己的未来奔走，在大顺朝谋求更好的位置。李自成不需要通过礼葬崇祯来收买人心，因为大多数明朝官员早已站在他这边。项煜的言行可以代表当时官员的心态。项煜是崇祯年间的进士，表面上忠诚于朝廷，常以诤谏自居。但当李自成的势力崛起后，他开始放弃节操，表示既然名节已毁，不如效仿古人管仲和魏征，事二主也无妨。然而，李自成给他的职务只是一个从五品的太常寺丞，项煜失望至极，最终逃往南方，希望在南明朝廷谋得一职，但被驱逐。

另一位官员王孙蕙的表现更具戏剧性。在北京陷落前三天，他对崇祯痛哭流涕，誓言死忠于大明。当李自成攻入北京后，他安慰家人说：不用怕，我早有定心丸！随即挂上黄布，上书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表示愿意投降，并鼓励其他同僚一同前往。王孙蕙不仅为自己投降，还积极邀约同僚一起效忠李自成，表示开国之初必须争先恐后。

而对于新一代的官员来说，表现更令人失望。崇祯十六年，最后一科进士诞生，这批国之栋梁原本被寄予厚望，但不少人却选择了站队胜利者，成为了权力的工具。例如，明朝最后的状元杨廷鉴，他曾因品行高尚被崇祯钦点，但在李自成进京后，他投降并被任命为弘文院编修。即便清军入关，李自成失败，杨廷鉴还是投降清朝。与他相似的还有陈名夏，曾是崇祯时期的翰林院修撰，投降李自成后，再投降多尔衮，最后在清朝成为重要官员。

周钟是另一位典型。他是明朝最后一科进士中的一员，李自成进京后，他主动向李自成表示忠诚，称崇祯是独夫授首，万姓归心，夸李自成比尧舜有武功，甚至说李自成的暴行就像朱元璋初起时一样，反而成为伟大的帝王。他的言辞不仅圆滑，而且毫不掩饰投降的态度。最终，崇祯殉国，而随其死去的忠臣仅20余人，但投降李自成、等待重新上岗的官员却有3000余人，令时人感慨：杀身易而就义难，殆非虚语也。 魏藻德是大明最后一任首辅，崇祯曾问他：内外交讧，如何报仇雪耻？魏藻德回答知耻，因此被钦点为状元。然而，当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他问魏藻德为何不殉国，魏藻德却毫不羞愧，回答：方求效用，哪敢死？这种不以忠诚为重，毫不为名节所困的态度在当时并不罕见。明末士大夫们普遍以名节作为政治资本，争斗之间，道德和理想常常被当作工具，用以互相攻击、争权夺利。 明朝末期的士大夫阶层早已陷入了精致利己主义的泥潭，口口声声谈论道德与理想，实际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投机取巧。明朝灭亡后，士大夫们似乎并不在乎政权的更替，因为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依旧得以保障。历史的行程已经发生了改变，改朝换代变得不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在新的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1644年，李自成的崛起和满清的入关，打破了所有人的预期。士大夫们的投降与政治游戏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稳定，反而是在乱世中将自己推向了更深的困境。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投降者无论如何也无法逃脱命运的捉弄，最终迎来的，是满清的胜利。历史的玩笑总是残酷且意外，正如那场变革，无论士大夫如何投机取巧，最终的结局却让他们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