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易帜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象征着北洋政府的结束,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对中国的统一。1928年12月29日,统治东北的奉系军阀领导人张学良发布通电,宣布遵循三民主义,支持由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此同时,象征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在东北各地缓缓降下,取而代之的是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易帜背后的自救行动:奉系的存亡危机 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动了第二次北伐。此前,国民革命军已经陆续击败了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等势力。这一次,蒋介石的目标是彻底推翻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者——奉系军阀张作霖领导的安国军政府。4月7日,北伐军在击败了直系军阀的残余力量后,开始北上发起全面进攻。仅仅二十多天,北伐军就接连占领了枣庄、临城、兖州、曲阜、泰安等地,并在5月初成功占领山东省会济南。奉系军队节节败退,战局愈发失控。此时,张作霖派出代表前往南京和谈,蒋介石一方面要求其撤出山海关,另一方面则继续推进北伐,朝着北京全速进军。 到5月底,河北几乎完全沦陷,京津已被三面包围,北洋政府的易手已成定局。与此同时,张作霖不仅面临蒋介石的军事压力,还有来自日本的巨大威胁。一年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强索满洲铁路的控制权,并要求开设矿场、设立工厂和移民,这一提议遭到了张作霖的拒绝。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日本更是强迫张作霖尽快出关,防止东北的利益受损,但张作霖依然以干涉中国内政为由予以回绝。日本对张作霖的敌视愈发加深,决心除掉他。1928年6月3日凌晨,张作霖在乘坐京奉专列返回奉天途中,经过皇姑屯时遭到日本预设炸药的袭击,重伤不治,第二天去世,这一事件震惊了中外,被称为皇姑屯事件。 面对张作霖的死,张学良急忙乔装潜回奉天,凭借奉系一众老将的支持,迅速接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然而,张学良接手时,奉系已然面临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民革命军的几十万兵力已经屯驻关内,随时准备北上,一旦突破山海关,奉军将毫无反抗之力。同时,奉系原本依赖的日本自1927年田中义一上台以来,开始推行一系列强硬的侵华政策,尤其是济南惨案和满蒙自治等问题的发生,使得奉系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张学良对日本的态度日渐强硬,但他缺乏与日本硬碰硬的实力,因此只能借助蒋介石的力量解决困局。 此时,张学良年仅27岁,奉系内部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动。曾经的东北王朝已经不复存在,奉系军队屡战屡败,士气低落,许多奉系老将和东北各省督军也对张学良的领导产生了质疑。张学良在父亲去世后接手了这个岌岌可危的政权,面临着蒋介石的压力和内部的不满,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无法挽回的困境。 蒋介石此时也面临两难局面。在处理东北问题时,国民政府内部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强硬派主张通过军事手段一举消灭奉军,根除后患。而蒋介石深知,东北自古以来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处理此事时必须十分谨慎,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因此,蒋介石倾向于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通过军事行动。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蒋介石决定向张学良伸出橄榄枝,提出易帜的方案。张学良此时深感困境,接受了蒋介石的提议,表示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展开易帜谈判。 易帜谈判:多次推迟的艰难选择 1928年7月3日,张学良正式接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开始与国民政府就易帜问题展开谈判。蒋介石许诺,只要张学良归顺国民政府,将授予他海陆空副总司令的官职,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本人。这一承诺使得张学良在困境中看到了希望,他也认为,只有通过易帜,才能洗刷父仇并保住奉军的有生力量。 然而,易帜的问题并非一帆风顺。奉军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奉系元老认为,奉军归顺国民政府无异于自断生路。一旦缴械,奉军将失去自主权,无法再在东北地区拥有话语权。张学良面对这些反对声音,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决定继续推进易帜。 与此同时,日本当局对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接触的消息感到极度焦虑。日本一直视东北为其殖民地,一旦东北易帜,西方国家的渗透将使日本失去这一重要资源。为了阻止易帜,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亲自拜访张学良,警告其不要与国民政府合作。面对日本的压力,张学良回应道,易帜是顺应东北民意的表现,不容外界干涉。 尽管日本方面极力反对,但张学良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然而,奉军内部的部分元老仍旧对这一决定表示反对,认为此时易帜过于仓促。在多方压力下,张学良决定将易帜推迟,计划于7月29日进行。随后的几个月里,尽管外部压力不断增加,但张学良与蒋介石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商讨易帜的最终方案。迎接大一统:易帜成功实现 经过多次外交交涉与内部协调,张学良最终决定在1929年1月1日正式实施易帜。然而,蒋介石却急于看到这一历史性时刻,于12月24日指示张学良提前三天进行易帜。12月29日,张学良在奉天举行了隆重的易帜典礼,宣布从即日起东北地区全面悬挂青天白日旗,奉军也正式改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 易帜的成功标志着北洋政府的彻底解体,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