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姬昌继位时已经成为西伯,即西方地区的诸侯之长。根据史书中的记载,当时崇侯虎曾因嫉妒姬昌的德行,向商王纣王进谗言,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都向他投靠,这对帝国不利。由此可以推测,姬昌被称为西伯应是在季历时期。然而,问题在于,史书记载中季历只是被文丁任命为牧师,并且不久后便被文丁囚禁并处死。从商人的视角来看,姬昌所在的周国当时仍被视为一个落后的游牧部族,因此,商朝才会封姬昌为牧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姬昌为何能获得西伯之称呢?这意味着西伯这个称号很可能是周人自己虚构的。
在商朝的历史中,伯的真正含义颠覆了许多人的认知。在《史记》以及其他史书的记载中,周代的五等爵位中,伯是排在第三位的,而商朝的甲骨文中也确实记录了一些被称作伯的地方势力。近现代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些伯是指爵位。但问题是,如果伯真是爵位的话,为什么商朝不仅将自己的势力称为伯,还会把敌对势力或其他地方的首领称为伯呢?这样一来,不仅显得混乱,还难以解释。经过现代学者的研究,甲骨文中的伯并不是爵位,而是指那些商朝境内或境外的非商宗室的部落首领。换句话说,只要是非商朝宗室的部落首领,都会被商人称为伯。 更重要的是,甲骨文中从未出现过西伯或南伯等职称。如果西伯是西方诸侯之长的称号,那么理应在商朝的甲骨文中有所记录,但事实是并没有相关的记载。也有可能是晚商时期商王特意为姬昌设置了西伯这一职称。而商朝宗室的地方首领,则一般被称为侯。在古代,侯原意是指箭头的意思,后来也指侦察兵或卫戍任务的地方首领。考古学家在老牛坡遗址发现,甲骨文中曾提到崇侯虎,即商朝时期崇国的首领。因此,按照传统的理解,西伯作为西部诸侯的领袖,是否意味着姬昌管辖崇国呢?显然这不太可能。 在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了一些反映姬昌与商朝的关系的卜辞,表明姬昌可能有与天帝沟通的想法,这也反映出他可能已经产生了反商的倾向。姬昌或许担心这一行为会被发现,因此在卜辞上刻意采用了微雕的方式,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其中的内容。更有意思的是,部分卜辞中提到,纣王曾打算册封姬昌为周方伯。这种周方伯称号并不是西伯,而是表明姬昌被视为一个正式的西方小邦的领袖。这样一件重大事件自然需要通过占卜和祭祀来进行确认,而姬昌在看到纣王的占卜后,可能尝试模仿纣王的做法,想要从中找到与神灵沟通的办法。根据现有的史料,姬昌获得的并不是西伯之称,而是周方伯,即商朝册封的周国领袖。这个称号显然表明姬昌只是一个小国的领袖,与西伯的尊贵地位相去甚远。然而,在后来的史书中,周人或许为了自我吹嘘,或许为了展现周朝在西土的权威,将周方伯一词误传为西伯。随着历史的演变,这一错误的称谓被不断地流传,最终被记录了下来。也有可能是后来的历史学者,在书写这段历史时,借助周代的背景,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重新构建与美化。因此,历史的记载往往带有胜利者的色彩,周朝取代商朝之后,姬昌的周方伯称号便演变为西伯,成为了后人对其身份的误传与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