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口号最早出现在清朝末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逐渐成为当时许多军政人物的信条。从晚清到民国，一些政界和军界的大佬们都寄希望于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理念，最终能够击败当时的西方列强。许多人怀揣着理想，想通过从洋人身上学到的技能，完成推翻欧洲列强，甚至吞并日本的宏伟目标。然而，现实远没有他们预想的那样顺利。洋人对这些国家的学习态度并不感冒，满清和民国也很难请到真正的高人。

以满清时期的名将李鸿章为例，他在聘请军事教官方面的做法，就远不如奥斯曼帝国的睿智。李鸿章在选择军事顾问时，显得有些省事，并没有像奥斯曼帝国那样精心策划。在军官的挑选上，他并没有亲自出资，而是把资金交给了德国的克虏伯公司来处理。一次，李鸿章接待了克虏伯公司军火推销员瑞乃尔时，觉得这个曾在普鲁士担任过低级军官的瑞乃尔是个有潜力的人，便直接聘请他担任了淮军的军事顾问。克虏伯公司发现李鸿章对聘请外籍顾问表现出浓厚兴趣，便主动为他提供了更多支持，甚至为他挑选了其他德国军官。最终，李鸿章聘用了李劢协（他的名字意指卖力）继续在淮军中担任要职。这种做法就像是德国大众自己出资聘请施拉普纳担任中国足协教练，虽然施拉普纳并非顶级教练，李劢协的军事素养也仅限于对枪炮技术的了解，他所撰写的著作大部分是关于克虏伯炮兵的使用手册，如《克虏伯炮图说》、《克虏伯炮操法》等，虽然这些手册对淮军有一定帮助，但更重要的作用是推动了克虏伯公司的军火销售。

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才意识到局势的严峻，从淮军的有限经费中抽出资金，聘请了24名德国军官，专门向他们请教如何打败法国军队。这些德国军官不仅传授了李鸿章散兵线战术的基本理念，还建议淮军避免使用过于密集的队形。然而，李鸿章和淮军的将领们并未采纳这些建议。李鸿章的教育计划更多地显得像是一种空想，缺乏实际的操作性。淮军的将领们也让外国顾问感到意外。在开始的第一年，几名淮军军官，如卞长胜、王得胜、朱耀彩等人，因种种原因被德国顾问赶出了军营，只能转到克虏伯公司的波鸿兵工厂去实习。即使是在兵工厂，他们的表现依然令人失望。卞长胜和王得胜甚至与德国军官发生冲突，最终被彻底赶出了德国。其他几名淮军的留学军官，如杨德明、查连镖、袁雨春和刘芳圃等人，也几乎没有学到什么实质性的技能。由于他们的外语水平有限，甚至连德国的军事术语都没能完全掌握。尽管李鸿章为了培养军事人才付出了多年心血，但实际成果却几乎为零。就连后来声名显赫的段祺瑞，他的军事能力也仅仅是有限的，因为他在克虏伯兵工厂的实习并没有获得任何真正的战术训练。

尽管清朝和民国政府派遣了大量学生留学，然而他们所学的军事知识和素养仍然有限，尤其是德国军校的很多课程，淮军的留学生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对于德国军队如何制定大兵团作战计划，如何进行步兵与炮兵的协同作战，淮军的留学生几乎没能从中学到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更为严重的是，尽管淮军的领导层意识到世界发生了变化，但他们依然深陷过时的战术模式。明明步兵战术已经发展为更加灵活的散兵线阵形，淮军却仍然沿用密集队形与日军作战，结果自然被拥有现代战术的日军所击败。

相比之下，北洋政府虽然请来了日本间谍青木宣纯作为顾问，但却陷入了类似的困境。青木宣纯在为北洋军提供军事建议时，实际上为日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甚至差点让吴佩孚在日俄战争中丧命。而日本和奥斯曼帝国则展现了更为敏锐的战略眼光。日本曾聘请过毛奇这样资历更深的外籍军事教官，而奥斯曼帝国更是有像秋山真之这样的顶级军事人才，他曾是海军战略家马汉的学生，能够为奥斯曼帝国提供最顶尖的军事训练。

总的来说，近代中国的军事改革就像是一支水平不高的足球队，无论是请外教还是引进外援，都没有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与此相对比，日本和奥斯曼帝国在引进外国军事人才、学习先进经验方面，展现出了更高的战略眼光和实际操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