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当国学大师钱穆获得台湾中研院院士提名时，他曾说道：1948年第一次选举院士时，当选人数多达八十余人，我当时并没有当选，难道不应该预见这个结果吗？ 1968年，尽管钱穆已经年逾七十，终于成为了院士，但他这一历程依然充满了波折。即使是当时对他有所异议的李敖也曾表示：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实在是对钱穆的不公。钱穆在古典学术方面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姚从吾等学者，他理应更早被选为院士。 钱穆长期未能当选院士，与他与胡适的学术分歧密切相关。起初，钱穆非常敬仰胡适，但随着时间推移，两人因学术观点的巨大差异逐渐反目成仇。胡适主张西方化，而钱穆则坚守国学传统，尤其是在历史学方面有着明确的保守立场。比如胡适曾提出东周以前无信史的观点，而钱穆则认为古代历史有其自身的可信度，因此两者道不同、不相为谋。由于胡适的影响力，他的弟子们阻挠钱穆的晋升，其中傅斯年公开表示我从来不读钱某的书，这也使得钱穆一直未能成为院士。

当时的中国古史研究，虽然尚难以评判两位学者的高低，但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推进，钱穆的观点越来越显得有其前瞻性，特别是在夏朝起源的问题上。钱穆依据古代文献在《国史大纲》中提出了关于夏朝的独特见解，结果这些论断与现代考古学的发现惊人一致。

关于夏朝的起源，历史上已有记载。例如，禹都阳城的说法，古人明确知道阳城的位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名可能发生变化，且由于地名重复的现象，后人逐渐无法明确其真实位置。然而，凭借中国历史文献的丰富性，结合汉字背后的历史信息和以地名为氏的文化传统，钱穆通过细致的考证，从古文献中找到线索，揭开了这个历史谜团。

在《国史大纲》一书中，钱穆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考证，提出了关于尧、舜、禹三位帝王起源的观点。简要概括，钱穆指出： 首先，帝尧的别名是陶唐氏，他的都城位于今天的山西南部平阳地区，而陶、唐和尧这三个字与陶器烧制密切相关。舜帝的别名是有虞氏，他的都城在蒲坂，距离陶唐氏的居住地很近。钱穆认为，虞氏是一个以山泽渔猎为生的部落。 其次，尧、舜和禹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表明他们的部落可能彼此相邻。禹的父亲鲧的称号为崇伯，而崇也可以理解为嵩字，钱穆推测夏朝的发源地可能就在嵩山一带。至于禹的都城，钱穆认为可能位于今天的禹州，而非传统说法中的阳翟。他认为禹州和登封相距约60公里，都是夏朝的可能发源地。

钱穆的这些论断看似凭空想象，但现代考古的发现却让这些猜测变得越来越可信。考古学家在这些地区陆续发现了夏代的遗址，证明了钱穆的部分结论确有其基础。

例如，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现，其碳十四测年时间大约在4100年前，这与大禹时代的时间相符。该遗址分为早期小城和后期的大城，学者们推测，早期的小城可能是鲧的，而后期的大城则可能是禹所建设的。这些遗址的时间和规模与大禹的治世状况非常吻合。

此外，禹州的瓦店遗址，考古学家认为其是夏朝早期的遗址，祭祀遗存的年代为4000年前左右。学者们也提出，这个遗址可能就是禹的都城，或者是夏启的都城。

离禹州约70公里的新密地区，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与夏朝早期相符的遗址——新砦遗址。这个遗址特别之处在于，它出土了东夷文化的相关遗物。东夷文化与后羿的传说紧密相关，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后羿与夏朝的关系。

再往北，进入伊洛平原，考古学家在洛阳附近发现了具有王朝气象的二里头遗址。史书记载夏都斟鄩位于河洛之间，这一发现与史料相吻合，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都城。 不仅如此，二里头遗址的周围，还接触到了山西运城绛县的周家庄遗址，这个遗址面积达到500万平方米，极有可能是舜的都城，而稍远处的襄汾陶寺遗址被普遍认为是尧的都城。 这些考古发现与钱穆的历史考证产生了令人惊讶的重合，足以证明夏朝的存在。而且，考古学家们并不关心当时的王朝是否叫夏，他们关注的是这些遗址是否具有王朝特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钱穆的治学水平不容置疑。而通过这些考古发现与古籍记载的一致性，我们更加相信中国古代史的真实性。虽然有一些历史事件尚需考证，但整体而言，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尧舜禹之后的历史更具可信性。历史上曾有一部分学者怀疑中国古史的真实性，但如今的考古发现已为钱穆的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了中国古史的可靠性。今天，中国已经逐渐走出疑古时代，进入了释古时代，这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