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去世后，赵匡胤与魏仁浦迅速对禁军和关键的节镇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这一举措为赵匡胤后来的篡位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一番大刀阔斧的整顿，赵匡胤的夺权之路可能不会如此顺利。与柴荣亲近、忠于他的势力几乎都被派往了外地，其中，柴荣的亲弟弟柴贵被调任到虢州担任防御使。而赵匡胤则升任为宋州节度使，慕容延钊也接管了亶州。这些地区位于汴京周围的战略要地，赵匡胤实际上已经牢牢掌控了政权。

尽管柴荣在军队的安排上看似有些不合时宜，但其实他也没什么选择。殿前司的扩张是柴荣亲自策划的，选拔人员时，他将重要职位交给了赵匡胤，致使赵匡胤的亲信越来越多，这在当时并不算太异常。柴荣知道赵匡胤是自己的心腹，但考虑到赵匡胤的资历还不够深，因此只让他担任了点检职位。由于资历尚浅，赵匡胤的威望有限，要在朝堂上彻底掌控局面，显然很困难。但柴荣认为，资历较浅的心腹更容易辅佐年轻的主公，所以他没有过多担忧，反而将那些与赵匡胤关系不和的官员派往了外镇，这也是他想要进行更新换人的一种体现。

柴荣的真正失误出现在选择宰相的问题上。魏仁浦、范质和王溥是明朝的三位宰相，柴荣在任期间安排魏仁浦兼任宰相，而原本的首相范质与副相王溥则继续掌管枢密院的事务。这种安排是为了保持制衡与合作，从理论上讲，三位宰相的存在能够有效限制赵匡胤的权力。虽然赵匡胤是点检，但如果没有枢密院的支持，他根本无法调动军队。然而，柴荣临终时却决定让王著接任宰相，这引发了范质的反感。范质本是王溥的支持者，而王溥与赵匡胤关系密切。正是因为如此，当契丹入侵时，王溥推荐赵匡胤带领军队出战，这才给赵匡胤提供了统领军队的机会。范质当时紧握王溥的手，也暗示了其中的某些隐情。 柴荣最大的失误在于，他虽然能亲自掌控两支军队，但没有为这种局面建立长久的制度保障，也没有为接班人创造出有效控制军队的机制。他试图让韩通接管军队的计划显得过于理想化，没有充分考虑过渡期的实际困难。柴荣去世前，军事与文官体系的不平衡埋下了祸根。文官体系较弱，导致他无法在军队之间起到中立的作用，最终也未能有效平衡军权。如果柴荣当时能够在继位初期就加强文官体系的建设，进行军队与文官的长期轮换，避免某一方势力过于集中，哪怕是一个年轻的主公，也能在一段时间内稳定政权。

如果柴荣没有早逝，他无疑有潜力成为与秦始皇、汉武帝等伟大帝王并肩的存在。他不仅成功地夺取了后周政权，还依靠赵普的战略思想，错过了继续拓展国土的最佳时机。赵匡胤和赵普的战略眼光却显得短浅，他们没有延续柴荣的遗志，反而将战略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给了辽国喘息和恢复的机会。赵匡胤在初期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手段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面对辽国的第一次大战失利，赵匡胤甚至一度临阵脱逃，最终导致了长期的战败局面，积弱的局面难以改变。

赵匡胤和赵二兄弟，无论如何也无法与那些真正的雄才大略的帝王相比，甚至无法与一些未能统一天下的开国皇帝相提并论。两宋政权虽然在表面上与辽、金、西夏等民族政权并列，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割据的王朝，远没有北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赵匡胤的军事才能不可忽视，但这一切的成就都建立在柴荣的基础之上。如果柴荣在世，各国早已被征服，统一的实现不过是时间问题。他深知战略的重要性，早已计划趁辽国内乱时一举夺取燕云十六州，但命运并未成全他。如果历史有些许不同，或许中国历史会进入一个新的强盛时代。

从整个历史的角度来看，柴荣的早逝直接导致了汉族失去了重振汉唐雄风的机会。这一悲剧不仅是国家的损失，更是整个民族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