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30日的晚上，中共一大的会议正在上海贝勒路李汉俊的家中紧张进行。这是一次对中国革命历史至关重要的会议，然而，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晚上突然出现的巨大危险，差点让整个中共一大的代表团陷入困境。幸运的是，正是因为一位外国人的果断行动，代表们才得以脱险。

这位外国人名叫马林，来自荷兰的鹿特丹。他凭借着快速的反应，避免了中共一大代表们被困或被捕。事后证明，马林的这一果敢行为至关重要。

为了更好理解这一事件，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共产主义”这一概念的来源。共产主义的理念最早源自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生于1818年，逝世于1883年。他在短短的65年人生中，撰写了两部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巨著——《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两本书不仅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也为后来的世界格局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的理论影响了全球许多国家，尤其是俄国。虽然马克思是德国人，并且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真正让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生根发芽，并快速发展的，是俄国。在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沙皇政权，成为新的执政党，带领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随着苏联的崛起，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在全球范围内逐渐传播开来。这引发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应，尤其是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大国，它们深知无产阶级的崛起，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利益会遭遇极大的威胁。早在巴黎公社时期，无产阶级政权的短暂存在便曾对资产阶级造成巨大冲击。随着共产主义在俄国取得成功，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一思想的反应并不友好，它们纷纷采取措施限制共产主义的传播。

在中国，北洋政府对新兴的共产党同样持敌对态度，因为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共产主义的兴起意味着他们的统治可能会受到挑战。1927年，在国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张作霖最终决定铲除革命领袖李大钊，进一步加剧了对共产主义的打压。

回到1921年，虽然当时的反苏情绪没有像1927年那样高涨，但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政府依然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发展持有戒备和敌意。当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李汉俊的家中召开，会议上除了13名中国代表外，还有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位外国友人——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他们的到来为大会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会议的进展十分顺利，直到7月30日晚上，12名代表齐聚一堂，唯一缺席的是因病未能到场的周佛海。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按时出席。就在大家热烈讨论时，突然一位陌生人闯进了餐厅。他自称要找“社联”的成员，大家都感到疑惑。李汉俊上前询问后，得知他找错了地方，于是陌生人匆匆道歉并离开。

然而，马林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立即生疑。虽然他不懂中文，但他很快向李汉俊确认了情况。在了解真相后，马林毫不犹豫地站起来，重重拍打桌子，果断说道：“这人肯定是来打探情况的！我建议大家立刻停开会议，迅速撤离！”听到马林的话，所有与会人员马上行动起来，在李汉俊的带领下，大家迅速离开了李汉俊的家。

后来，这个“不速之客”的身份终于被揭晓，他叫程子卿，是当时法租界的政治探长，也是中国科的科长。程子卿曾是上海著名黑帮人物黄金荣的手下。在程子卿的报告下，法租界的巡捕房很快派出了一支由9人组成的队伍，前往李汉俊家进行突袭。巡捕队中包括了法国总巡、两名法国侦探、两名中国侦探以及三名翻译和一名法国兵，装备精良，携带武器。

当巡捕们到达李汉俊的家时，屋里只剩下陈公博和李汉俊两人。巡捕们开始进行询问，并详细查看书架上的书籍，发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资本论》。法国的探长看到这些书后，皱眉说道：“从你们的书籍来看，你们显然是社会主义者。虽然我们本可以封锁房子并逮捕你们，但考虑到你们是知识分子，我决定放过你们。”

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巡捕们最终没有采取强硬措施，会议得以避免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当时大家没有及时撤离，会议文件没有得到转移或销毁，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尽管会议因为安全问题被迫暂停，但并没有就此结束。大家商量后，李达提议换个地方继续召开会议，周佛海则建议去杭州西湖附近的智果寺，因为那里十分安静，适合开会。就在讨论时，李达身旁的王会悟提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我曾在嘉兴师范学校读书，嘉兴的南湖比西湖更安静，游客也较少。如果我们租一只船在那里开会，会更加安全。”

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建议非常好，于是决定将会议地点改为嘉兴南湖。最终，1921年8月3日，会议代表们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场会议。为了安全起见，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位外国代表提前离开了会议。

尽管这次大会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最终还是顺利完成。回顾这一段历史，如果没有马林等经验丰富的共产国际代表，可能中共一大的代表们会面临更大的危险。马林的果断举动，无疑是保护了会议的顺利进行，也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