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蜀水孕育的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缩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来四川考察，足迹遍布诸多文化遗产，明确了四川文化遗产的独特地位，提出了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要求。四川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来川考察重要指示精神，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赓续传承巴蜀文化，让巴风蜀韵的千年文脉奔涌向前、绽放光芒。

巴山蜀水，是来自自然的馈赠；巴风蜀韵，则是大山大河的交响。四川地处中国地理版图上东西交汇、南北襟连的过渡地带，东连长江三峡、西靠青藏高原、南临云贵高原、北依秦巴山地，江河密布、沃野千里，生态多样、资源富集，是民族迁徙流动的汇聚之地、文化交互影响的荟萃之所。巴蜀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历经数千年淬炼与积淀，孕育了悠久而多彩的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关中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滇黔文化等相互影响、交融共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独放异彩的远古明珠。巴蜀历史上溯远古，古人类至迟在30万年前就在四川盆地居住生活，20万年前就登上了青藏高原东缘。桃花河、皮洛、濛溪河、中子铺等史前遗址，勾勒了巴蜀先民的生存演化图景。古蜀先民从营盘山顺岷江而下、筑城而居，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几代蜀王时期，孕育形成璀璨的古蜀文明。随着高山古城、宝墩、芒城、鱼凫城、三星堆、金沙、商业街船棺葬等遗址的考古发现，进一步实证了中国西南地区早期文明从聚落到古城、古方国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而居于川东、重庆峡江地区的巴人，“质直好义，土风敦厚”，“巴师勇锐”，成为当地土著族群的统治者，罗家坝等遗址见证了巴文化的全盛时代。“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在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文化与川东地域的巴文化交相辉映。

作为古蜀文明典型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特征鲜明、兼收并蓄、独树一帜，出土文物展现出的技术传统、生业模式、艺术风格和信仰体系，代表着长江上游地区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辉煌成就。特别是三星堆遗址，出土了数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珍贵文物，其中有长143厘米的金杖、高396厘米的青铜神树和高260.8厘米的青铜大立人像、宽138厘米的青铜纵目面具等，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三星堆博物馆时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四千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四川始终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让陈列在巴蜀大地上的文化遗产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左上图为2023年6月，文物修复师在修复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出土的铜神兽。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是4000多年前古蜀文明的典型代表。右上图为2025年7月拍摄的都江堰。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在岷江上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为巴蜀文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左下图为2024年6月拍摄的翠云廊。翠云廊作为古蜀道金牛道上的古柏苍翠大道，是中原通向西南的重要道路，建设保护跨越千年没有中断，有迄今保存最完好的人工栽植驿道古柏群。右下图为2024年10月中学生赴三苏祠开展研学活动。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是历代凭吊“三苏”的文化圣地。 四川省委宣传部供图

融入一统的巴蜀辉煌。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巴蜀地区行秦制，融秦俗，逐步形成了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的地域文化共同体，加快了融入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秦蜀郡守李冰率众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深淘滩、低作堰”，科学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流量等问题，使成都平原逐渐变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泽被后代。

两汉时期，汉王朝“教民读书法令”，开夜郎道、通邛都，西南地区“土人盛览从学，归以授其乡人，文教始开”，中原文化成为蜀地主流文化，司马相如“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成为中国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开化治蜀、立法施度、科教严明，强化了巴蜀大地对中华文化的价值认同。左思《三都赋》描绘的“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生动展现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大地的繁华景象。两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人口迁入四川，南来北往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本地兴起的五斗米道分化改造，东汉传入的佛教梵音兴盛，开放包容成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特质。

唐宋时期，巴蜀大地的丝绸、井盐、造纸、雕版印刷、制茶等手工业冠绝全国，卓筒井技术是现代油气井钻井技术的雏形、成都“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铸就了“扬一益二”的辉煌。岑参、高适、温庭筠、贾岛、李商隐、元稹、薛涛、吴道子、陆游、范成大等文人墨客云集蜀中，成就了“自古诗人例到蜀”的千古美誉。李白“铁杵成针”的传说成为激励后人的勤学典范，“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的自信豪迈更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理想追求。杜甫寓居浣花溪畔写下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成为中国艺术境界的典范，锦官城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国忧民情怀至今仍激荡中华儿女。北宋程夫人鼓励苏轼、苏辙兄弟“奋厉有当世志”，“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成为三苏家训，南宋张浚对张栻、张枃有“学以礼为本，礼以敬为先”之训，这些优良家风家训均是后世治家教子的楷模，融汇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明清以来，“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促使不同地区文化在巴蜀大地碰撞交融，推动巴蜀文化更加丰富多元，以川剧、川茶、川菜、川酒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异彩纷呈。据《四川通志·经籍志》记载，明代蜀人有别集者232家，清代蜀人有别集者236家。如明代“著述第一人”杨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著有在词学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词品》6卷、散曲集《陶情乐府》等，其“博雅宏丽”的诗风和“俊而葩”的散曲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倡导以怀疑的态度做学问，提出“古之学者，成于善疑”，开清代考据之先河。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四川总督丁宝桢创办四川机器局，开四川近代工业之先声。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为四川近代高等教育之源头，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才”，促进了巴蜀文化的赓续发展。廖平、杨锐、刘光第等大批蜀地革新人才传播新学理论、宣扬维新思想，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

革命年代的精神丰碑。四川是革命的热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巩固和发展了23个县和1个市的革命政权，拥有土地4.2万平方公里、人口500余万，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毛泽东同志曾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评价道，“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长征途中，四川是自然环境险恶、战斗战役多、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多、开展民族工作成效显著的省份。1935年5月会理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明确了先遣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这一任务，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彝海结盟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实践的光辉典范。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勇克包座等，构成了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激昂乐章。

抗战时期，当时四川40多万川军和300多万壮丁奔赴前线，贡献粮食10238万市石、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为抵御外侮作出重大贡献。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先后接纳中央大学、同济大学等48所高校入川办学，陶孟和、李济、童第周、董作宾等知名大师云集李庄。梁思成在李庄过着半原始的生活，但仍坚持在学术上追求卓越，依然保持着对建筑史研究的热情和敏锐的洞察力，以顽强的意志完成《中国建筑史》初稿，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严谨治学、学术报国的精神。

四川英雄辈出，以其坚韧、忠诚、勇敢与牺牲的精神品格，融入了中华民族血脉。朱德、邓小平、陈毅、罗瑞卿、张爱萍和张澜、吴玉章等从四川走出，喻培伦、卢德铭、张思德、黄继光等的英雄故事代代相传。赵一曼在宜宾中山中学“为民革命，为革命奋斗，为奋斗牺牲”的人生信念，江竹筠在狱中给亲友“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托孤遗言，生动诠释了四川人民不屈的风骨与崇高的信仰，他们的精神如巴山蜀水般绵延壮阔，激励着一代代人砥砺前行。

更多内容，详见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文章《巴风蜀韵 文脉流传》

（策划：何雯雯 邓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