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在一般认知中，“大一统”往往是政治权力集中的代名词。然而，回顾此理论的源头——《春秋》学，我们可以发现，“大一统”的背后乃是“公天下”的精神。“大一统”出自隐公元年《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它是对《春秋》“五始”中“王正月”的解释。其中，“正月”指的是历法中的一年之首月，人们使用王者制定的历法，代表了天下人对天子政教的服膺，是故“王正月”象征着“大一统”政教格局的开端。在汉代《春秋》学中，王者之正月覆盖天下，并不具有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它以“三统说”为前提。在此学说中，历时状态下的三代王者各有一种“正月”，共时状态下的天下之中又同时存在着三种“正月”，故有“三统”。因此，时王之统乃为彰显天下中的一统，故为“大一统”。辨析“王正月”成立的逻辑，我们既可以明确古人理解“大一统”的本意，又可发掘其背后的“公天下”精神。

“三正”之月与“王正月”的确立

  在《春秋》学中，“王正月”意谓从“三正”之月中选取一月作为时王历法之首月。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学之翘楚，他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详细阐述了“三正”之月的形成。所谓“三正”之月，指的是夏历正月、十二月、十一月。正月之时，日月合朔于营室之宿，北斗星斗柄指向寅位，万物“萌达”，其色为黑；十二月之时，日月合朔于虚宿，北斗星斗柄指向丑位，万物“始芽”，其色为白；十一月之时，日月合朔于牵牛之宿，北斗星斗柄指向子位，万物“始动”，其色为赤。三者与自然时间相反，分别是连续三个朝代历法的正月，故为“三正”。

  于是，依据每月物象之色，每个朝代依次为“正黑统”“正白统”“正赤统”。不仅是正月，每一统之朝代，亦有相应的礼器制度以彰显其统：“正黑统”之朝，其朝服、衣冠、乐器、车马、旌旗、牺牲皆为黑色；“正白统”之朝，以上器物皆为白色；“正赤统”之朝，以上器物皆为红色。每一统的器物颜色皆要与其统之色符合，如此一来，每一朝代居于何统则显而易见。

  王者将本朝之统的颜色布满各种器物，并不是向世人夸耀自己的统治，而是向上天告知自己的统治已经开始：“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远追祖祢，然后布天下。”王者之统色法物象之色，物色之变皆源于天道的运转，故王者之统亦来源于天命。因此，新王在郊祀时以己之统色回禀上天，表明其统治的正当性正是天道。而在例行的礼乐活动中，所有物件也都与正统之色相合，以合天命。因此，新王受命之后要改易正月与服色，这便称为“改正朔，易服色”。

  每一个朝代的统治都要经历“改正朔，易服色”的过程，方可宣告新政权的正式开始。因此，“王正月”仅指时王之正月，其后若有新王受命，便会出现新的“王正月”。换言之，没有哪个朝代能够始终葆有天命，垄断历史。王朝德运式微，新的正统必将产生，这体现了“王正月”在时间秩序中的公共性。

“存二王之后”与“公天下”

  除了时间上“王正月”的递禅，天子亦应通过“存二王之后”的方式，将前二代王者之统，保留在天下之中。董仲舒以为，经典中的王者皆会“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将前二代王者的后人封以最高的公爵及最广的方百里之地，并任其按本朝之统的物色行使礼乐。例如，商汤受命为“正白统”，“亲夏故虞”，将舜、禹的后人封于大国；周文王受命为“正赤统”，“亲殷故夏”，将禹、汤的后人封于大国。《春秋》亦是一代，其受命为“正黑统”，“亲周故殷”，将汤、周文王的后人封于大国。在《春秋》的大国中，只有“王者之后”可称为“公”，同于天子三公，可谓诸侯中最尊之爵。东汉郑玄在《驳五经异义》中言之甚明：“言所存二王之后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礼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二王之后是时王之客，与天子共存在大地之上，甚至可以行使天子之礼。此即《春秋》学中的“通三统”之说。《礼记·礼运》亦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国皆可郊祀始祖，异于其他诸侯。

  “通三统”保证三代王者之统皆存于天下，故汉人多强调此学说背后的公共价值，如西汉刘向说：“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三统”并见体现了天命的公共性，“二王之后”的存在使得天下人皆知天命不专于一家。对此，谷永又说：“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谷永之言直接将“三统”之法等同为“公天下”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天命不私于一姓，即在“家天下”的时代中，诸如“三统”之法的内核依然是“公天下”的精神。这也说明“家天下”与“公天下”并不是完全相悖的概念，“家天下”提供了展开政教的基本框架，“公天下”则是其背后的基本价值。因此，王者若无道，无法承担“公天下”的使命，亦应被天命黜退。汉昭帝时，眭弘便引董仲舒“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之言，谏言昭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正是要求天子遵循天命，禅让帝位，并自居“二王之后”的爵位。

  此外，除了以方百里之公爵保存前二代王者后人外，天子还要将“二王后”前五代的王者黜退为“帝”，如商汤要“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周人“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帝之后人的存续与“二王后”不同：“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五帝以五行相生的次序排列（木、火、土、金、水），如商汤时神农为赤帝、帝尧为末；周文王时轩辕为黄帝、帝舜为末。汉人多以帝之德同于天而高于王，为何在封国时，德卑之王为大国，德尊之帝反而是小国呢？对此，董仲舒解释说：“帝，尊号也，录以小何？曰：远者号尊而地小，近者号卑而地大，亲疏之义也。”在自然的历史时间中，帝比王更为久远，帝者之迹也少于王者之迹，故二者有远近、亲疏之别。所以五帝邈远，其后只为小国，奉祀其祖，不可以也不可能“服其服，行其礼乐”，与“二王之后”有着显著区别。如此一来，类似“通三统”，天子封五帝之后亦称作“昭五端”。

  五帝之后虽为小国，但也加强了天子政教的公共性。所以，董仲舒说：“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子即位，必依“昭五端，通三统”之法分封帝王之后，天下诸侯才会服膺时王政教，接受“王正月”。因此，夏、商、周三代王者国都不同，但受到天下人的景仰，其地皆可称“中国”。董仲舒又言，“三统五端”是天子“统天下，朝诸侯”的“端要”。这便说明，王者只有妥善安排前代王者的后人，才可以达成“大一统”的政教格局。

“王正月”背后的公共性

  总结而言，《春秋》“王正月”的逻辑，在时空秩序的层面上体现了“大一统”的公共性。在时间层面上，“三正”之月的递禅，揭示了天命的不断变化。王者需要确立其自身的统系，彰显一统以呈现本朝的天命。在空间层面上，同一片时空中存在三个王者之统。一旦时王之统遭到人们的质疑，二王后的存在就会形成一种威胁。王者若修德，挽救民心，便可重获天命认可；若失德无道，时王亦会成为二王之后。二者互为表里。因此，“王正月”的书法贯穿古代，凸显天命“唯德是亲”的公共性；“大一统”也塑造了古代王朝存在的基本形态，在历史中影响深远。

  《春秋》“为汉制法”，汉代官方也曾更改历法、服色，寻找王者之后、并予以爵位土地。然而，西晋之后不再“改正朔”。历史中的“王者之后”，其规模远非《春秋》规定及董仲舒解释的“存二王后”之法可比拟。后世王朝虽大多承袭了汉代的政治习惯，但“三统五端”难以在现实中成为“化四方之本”的法则。不过，溯及源头，汉代《春秋》学的“大一统”仍部分塑造了古代王朝政教的公共性，在历史中影响深远，在古典思想中闪烁着光辉。

（作者：郜 喆，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