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

文/云也退

1971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名鼎鼎的《第二性》的作者，又一次抵达美国。

她与美国的缘分，是从1945年开始的。那年，37岁的她，已经写出了自己最早的两本小说，已经像她儿时所梦想的那样，成了一名作家，一个有相当知名度的知识分子。那年年底，她和她的“自由情侣”萨特，以及其他十个法国知识分子，以记者的身份，受邀去看看大西洋彼岸的世界。

那时的美国是强大的，而欧洲则刚刚经历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浩劫。尤其对法国人来说，美国可谓“救星”：法国人在1940年就被德国人打败，之后国土沦陷了四年多，是美国人的出兵改变了战局，挫败了希特勒德国想要征服欧洲的图谋，使法国人在1945年8月获得解放。

可是，骄傲的法国人并不会对美国人轻言感激，毕竟法国有着千年以上的文化历史，而美国则是一个到20世纪才真正兴起的“暴发户”。波伏瓦登上去美国的飞机时，她肩负的任务是亲眼看看美国，然后写作，如实地告诉法国人，美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旅行的时间不长，但波伏瓦和美国就此结缘了。1947年年初她再一次赴美。写下这段话时，她已经着手在准备一本美国游记：

“我纯为乐趣而旅行，只去了人们邀请我前往的地方。新大陆还有广大的地方，我不曾一窥。我生性爱好隐秘，横越这个伟大的工业国家，我不曾参观美国的工厂和科技成就，不曾与劳工阶层接触……我只是逐日回忆，美国如何对我的意识展露其真实的样子。”

她真的一天一天地记录，看起来并没有特意加入什么“文采”，可是读来却有种畅快感，她很坦诚，从来不吝喊出“美国真伟大！”而在观察到一些社会弊病，比如公然的种族歧视时，也直接指出，毫不扭捏。纽约是个“传奇”；芝加哥的摩天大楼比纽约的摩天大楼“更庞然，更纯粹”；公园滑雪的年轻人戴上的耳塞之间用半圆形塑胶固定，“难看极了”；动画片“让我失望，僵硬且机械化”。

美国的历史很短，但是波伏瓦并未傲慢地说到这点，她的思绪十分活跃且灵动，她经常沉思与“历史短”、“文化浅”伴生的各种因素，做出出其不意的想象。比如有一处她说，“正因为美国城市缺少令人沉思的悠久历史，我才觉得它们是突兀地矗立于地壳上；正因为少了漫长的历史，它们的根才直接深入数十万年的地底深处。”

不过在美国，除了游览、记录和不住地思考，波伏瓦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那就是她找到了一段火辣的爱情。在访美游记里，她用一个字母“N”称呼自己的这位情人。

波伏瓦在大学里就认识了萨特，这对“自由情侣”是永远的佳话，他们不仅彼此给对方以自由，更在思想上彼此激荡，在写作上彼此辅助，他们二人也都算是资产阶级里的叛逆儿女，认为世界向好的希望在于无产阶级，在于社会主义。然而萨特一生并未与真正的无产阶级有过深入接触，波伏瓦却不一样：她交上的“N”是一位真正的无产者。

N的全名是纳尔逊·阿尔格伦，生活在芝加哥。他生于1909年，和波伏瓦几乎同龄，他的脸长得像一把锈迹斑斑的长刀，抬头纹密布，面容颇为老气。他生在一个贫苦的犹太人家庭，在自己刚刚成年的黄金年岁，就赶上了经济大萧条，吃尽了贫穷和体力劳动之苦。他写的小说，有着左翼文学的鲜明特色：激烈批判资本主义，揭露人对人的剥削，揭露商业力量主宰的社会里人际关系的冷漠。

波伏瓦一次次地前往美国与他相会。1947年，她还在纳尔逊的公寓里留下了一张照片，是她站在镜子前，后背全裸，从臀腿、腰肩到后脑勺都丰满有致。2008年波伏瓦百年诞辰时，《新观察家》杂志别有用心地拿它用作纪念专号的封面，还引发了一些女权主义团体的抗议，她们认为，裸照暗含着对女人的“物化”，对“男性凝视”的屈从，一位女性主义的思想偶像拍这样的照片，也太打自己脸了。

但事实就是，那是波伏瓦最好的年岁：成熟的不惑之年，相貌、身材、思想、才华都在巅峰。波伏瓦和纳尔逊在一起的时候，萨特也早有自己的小情人，波伏瓦写信过去，告诉萨特，她哪天和纳尔逊相会，具体的时间精确到分钟，种种细节都交待出来。她享受着自己应得的：美貌、爱情、自由选择的性快乐。至于声名，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1949年，在甜情蜜爱的激发下，她完成了那本最终让她名垂青史的论著《第二性》。

虽然二三十年后，《第二性》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集大成之作，是一份向男权社会发动挑战的雄辩之作，但波伏瓦在写这本书时，并没有什么“战斗”的意愿。她安于做个文学家和哲人，也坦率地承认，自己在大部分方面都追随萨特，《第二性》也毫无疑问地浸透了萨特式存在主义的要素。

1949年《第二性》出版时，纳尔逊的一部小说《金臂人》，也获得了战后首届美国国家图书奖。二人一道庆祝。《金臂人》无情地撕破了战后美国的神话，那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自由国家，那是一个被商业细菌渗透的、浮浅苍白的社会，小说的主人公，自嘲根本没有“人”的味道，分明是个从高大的广告牌背后走出来的活物。

1953年，《第二性》有了英译本，其影响力开始走出法国国门。随着年岁增长，波伏瓦愈来愈感受到，性别格局在法国社会中的固化，在人们观念和话语中的固化，超出了她在乐观年代的想象。没错，她希图以写作建立自己的身份，她也成功了，然而围绕她的话语，始终离不开“她的男人”。1954年，她的小说《名士风流》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时，她不得不面对一种带着嘲讽的质疑——这本书，据说是萨特把着你的手腕子一笔一划写完的？

写出《第二性》后，随着年龄上去，人逐渐进入被遗憾、愤怒、伤心填满的暮年，波伏瓦不由自主地意识到，女性主义不应只是一种分析社会的理论，它似乎值得更进一步，成为一场社会斗争。而事实上，女性主义的力量也的确在西方的许多国家增长，尤其是在美国；《第二性》的传播功不可没，然而波伏瓦被尊为一位领袖，实乃情势使然，并非她的主动追求。

当1971年再次来到美国时，年过花甲的她和纳尔逊已分手多年了。此刻没有爱情，等待她的是战友情谊，一群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迎接她，为她介绍自己所做的事情——如何携手创建自己的社区，如何推动性别立法，如何发起互助，等等。波伏瓦说，我要把你们的经验介绍到法国去……虽然成了偶像，她却并不太享受被簇拥的感觉，因为她知道，和她完成《第二性》的时候相比，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