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秀兰，1930年9月生，山东德平人，家里穷得叮当响，母亲靠纺线织布养活一家人。她小时候没爹，七岁就帮着挑水劈柴，练出一身硬朗劲儿。1946年2月，16岁的她入了党，成天在村里跑，宣传抗战政策，组织农会。

1947年12月，她正式参加工作，专门记诉苦大会的账，地主欺压老百姓的事儿，她一条条写得清清楚楚。1949年初，19岁的田秀兰被挑进德平县南下中队，年纪最小，胆子却不小。

南下中队有李兴华、张星文、李耕耘带队，总共百来号人，田秀兰在的小队十来个，基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出发前，队伍在小南庄集训，学城市政策，大家挤在土屋里，围着油灯抄文件，田秀兰写得满手墨水，字歪歪扭扭但特认真。

南下路不好走。1949年正月，队伍从德平出发，原计划去上海，可上海还没解放，杭州先拿下来了，就改道去杭州。没啥火车，基本靠腿，偶尔挤上闷罐车，车厢里人挤人，闷得喘不过气。

渡江时，镇江江面浪大，船晃得厉害，国民党飞机还在头顶嗡嗡飞，田秀兰背着小米袋，手里攥着锅饼，腰间别把手枪，衣服磨得发白。

到了杭州，她被分到笕桥区当军代表，接管地方政权，干群众工作。笕桥地儿大，人少，从飞机场后面到四季青乡全是络麻地，阴森森的，晚上走路都得小心。刚到时，干部住旅馆，房子破旧，窗户漏风，草席一铺就算家了。

语言不通是个大坎儿。笕桥人说吴语，软绵绵的，田秀兰的山东话又粗又硬，双方都听不懂。她头一回走访农户，讲半天人家一脸懵，她只能比手画脚，指着米袋解释。时间长了，她学了几句本地话，群众也慢慢听懂她的口音。

晚上，她常提着灯给缺粮的村民送米，挨家挨户敲门，分发粗粮和旧衣服。有回她和另一个女同志给老乡治病，每天去换药，忙到天黑才回。群众工作不好干，笕桥刚解放，国民党宣传害人不浅，老百姓怕得要命，好多人都跑了。田秀兰她们挨家宣传，慢慢拉近距离，群众才敢出来说几句话。

特务活动让工作更复杂。半山那边晚上常有动静，男同志吃完饭就扛枪去埋伏，田秀兰她们女同志留在旅馆，整理文件，缝补衣服。外出得俩人一块儿，手枪不离身。一次，小通讯员送信被特务伏击，尸骨都没找着，田秀兰帮着收拾遗物，难受得不行。

特务狡猾，可南下干部更硬气，抓特务一点不含糊。田秀兰还得干减租减息、征粮、土地改革，忙得脚不沾地。开群众大会时，她在台下递纸笔，记老百姓诉苦的桩桩件件，国民党区长、敲诈勒索的恶霸全被揪出来，罪大的报批枪决，手续走得严严实实。她还帮着收络麻，跑田里核对收成，鞋底全是泥。

生活习惯的差异也够呛。电风扇是个稀罕玩意儿，田秀兰头回见，开关摸半天不会关，急得满头汗。厕所的事儿更尴尬，马桶对农村来的女同志简直是个怪东西，站上去怕滑，蹲下去怕摔，田秀兰试了好几回才敢用。

队里有个男同志急着用马桶，裤子扯破了，闹了个大笑话，田秀兰她们憋着笑，脸都红了。这些小插曲，算是苦日子里的一点调剂。笕桥的保甲制度还在，保干事、甲长没跑，帮着干活，可国民党飞机一来，他们就吓得钻桌子底下，胆子小得不行。田秀兰她们得带着他们宣传，讲十句不如保干事一句管用。

笕桥的第一任书记张星文没待多久，调到东北钢材厂，后来又去了北京外办。区长李耕耘干了段时间，之后当了西湖区委书记。跟田秀兰一块儿南下的还有李兰祥、薛德臣、王清荣和她丈夫邹荣，邹荣后来去了市委宣传部。南下的女同志要求没孩子、没怀孕，田秀兰符合条件，干劲儿也足。她们常跟江干区、艮山区的同志开会，交流经验，田秀兰抱着文件，走几里路去开会，鞋底磨得薄如纸。

1953年，组织让她去六和塔附近的学校学文化，读了三年，等于初中毕业。她从只会写自己名字，到能写公文，纸张翻得卷边。60年代，她调到江干区委组织部当副部长，管档案、培训干部，桌子上一堆文件，忙到忘了吃饭。后来她在区妇联干了挺长时间，骑着自行车跑村里，组织妇女学政策、搞生产，车筐里全是宣传资料。她丈夫邹荣在市委宣传部，俩人互相支持，日子过得踏实。晚年，田秀兰常坐家门口，望着西湖的山，回忆南下的事儿，说那时候苦，但群众的笑脸让她觉得值。

这段南下经历，田秀兰从一个农村姑娘，变成能独当一面的干部。语言不通、厕所尴尬、特务威胁，都是实打实的难关，可她和同志们硬是咬牙挺过来。笕桥的工作不光是接管政权，还得让老百姓信服，田秀兰她们走村串户，送粮送药，硬是用行动把人心聚起来。南下干部的日子，苦归苦，可那股子干劲儿和对群众的真心，实实在在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