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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瑾

最近网络明粉尤其是一些无良B站up主开始给明朝宗室洗地，与忠于魏公公的网络阉党堪称双璧。本文特此对明朝的宗室制度及其影响进行全面解析，明朝中期确实是想了一些办法来减缓宗室数量疯涨带来的财政压力，但在改不了朱元璋奠定的一系列“饿狗护食型”制度的前提下，通通都是治标不治本，明朝宗室始终给本就低效的明朝财政以重压，是导致明亡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宗室坏事做绝、恶贯满盈，最后也被闯献二贼献掉大半，余下的则多被清军干掉，可谓天道好还，报应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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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饿狗护食的心态

为确保朱家王朝千秋万代，朱元璋在通过一系列残酷手段收拾了百姓和官员后，开始了对自己朱家人进行安置。

朱元璋在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基础上提出“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尔。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认为周、汉的长治得益于分封制度的实行，于是开始分封诸王。

洪武二年，“诏中书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属之制”，洪武三年，“于是择名城大都，豫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外卫边陲，内资夹辅”，由此，大明王朝正式确定分封制度。

为了使政策得以贯彻，朱元璋又呕心沥血编著《祖训录》，告诫后代子孙，“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毋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在朱元璋的设想里，他分封诸子，并给与较高的军事权力，期望这些藩王宗室能够“藩屏国家，备悔御边，闲中助王，使知时务”，以确保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并美其名曰这是“遵古先哲王之制”。

实际上明朝这种分封制是元代宗王出镇制度的一种继承和延续，但是搭配明朝的其他制度和朱元璋特有的恶毒心术，令其效果远不如元代，不仅没有按照老朱的设想发展，更是为明朝带来了沉重的包袱和巨大的灾难。

洪武九年，朱元璋规定藩王宗室俸禄标准：亲王，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郡王，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钞千四百贯。郡王诸子年十五，各赐田六十顷，除租税为永业。除此之外，还有锦、丝、罗、绢、布、马料草、缎匹等，并且这些宗藩们“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

对比一下在任当牛做马的官员的俸禄，依洪武二十五年最终定制的官员俸禄来看，正一品官员月米87石，一年下来1044石，从一品岁米888石，正九品岁米66石，从九品岁米60石，换算成通用货币，洪武年间钱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由此可见朱家藩王宗室们的待遇之厚了。

此时藩王宗室人数较少，财政负担不大，但朱元璋也意识到了在优厚的待遇下，未来人口增长带来的财政支出将会是巨大的，于是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子孙众盛”为由开始了“降薪”。

《明实录》记载，这次“降薪”后的标准为：亲王岁给禄米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

不过即便“降薪”，这些宗藩们的收入依旧比那些战战兢兢的官员们高出许多。

朱元璋自己饿怕了

以饿狗护食的心态设计了辣鸡的明朝制度

可惜朱家子孙并没有体会到朱元璋的良苦用心，厚禄之下的宗藩们也没能做到“亲亲之谊甚厚”。靖难之役后，朱棣更加认识到了藩王拥有军事权力的危险性，于是在建文帝的基础上加大了削藩力度，以解除诸王军事指挥权。

在朱棣恩威并施下，各藩王人人自危，只得不断示弱。后仁宗平定朱高煦叛乱，并趁机削夺王府护卫，陆续将赵、晋、秦等藩王的护卫收归朝廷，此后宗藩的军事实力对皇权再无威胁，后武宗时期的安化王、宁王叛乱都被迅速平定，没有掀起大的波澜。

而像宁王朱权那样“自是日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直接示弱，不参与任何争斗以保平安也成为了后世各藩王的模范。

随着藩王军事权力的削弱，其政治权力也被日益压缩。到宣德时期，宗藩已无法出仕与参政，且禁止宗室联姻，甚至连进京朝觐、奔丧的资格也被取消了，宗藩在高度集中的皇权下，除了享受优渥的经济待遇及尊崇的地位象征外，其他活动空间和权限被最大限度地挤压。

至此，除皇帝外，其余朱家的子孙们也只能如蛀虫一般慢慢蚕食着明王朝，在享受着丰富物质条件下彻底“躺平”。

税收不够养宗室

这些被“禁锢”的宗藩们在优越的物质生活下“好饮醇酒、近妇人”，随之带来的后果便是其子孙繁衍呈爆炸式增长，宗室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洪武时期，亲王、郡王以下的男女人数大约为58人，永乐年间，增加为127人，而百余年后，到了正德年间，亲王30位，郡王250位，将军、中尉2700位，据谱牒记录，此时全国的宗室已有10万余人。而且宗藩们为了领取更多的俸禄，也是广纳妾，多生子，甚至收养小孩来请名封爵。

当时宗藩人数多到什么程度呢？庆成王朱钟镒娶妻妾20人，生子44人，孙163人，曾孙510人，后辈呈几何式增长。王世贞说：“庆成王生一百子...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小孩多的都彼此不认识了（据相关考证，庆成王朱钟镒实际应该是子女数量为九十多人，王世贞取整为一百，故有此说）。

此时整个大明供养这些朱家子孙，已经有些捉襟见肘。为了抑制宗藩人口的暴增，皇帝不得不下令进行人为干预。

弘治年间，皇帝下令规定：“郡王自正妃外，妾媵不得过四人，各将军不得过三人，中尉不得过二人”，希望通过控制宗藩们配偶人数来降低子嗣的增长率。

但宗藩实在是太多了，到了嘉靖时期，宗藩们的优厚待遇已经成为明王朝的沉重包袱，有些地区的收入甚至已经无法满足宗藩们的待遇发放了。

面对巨大的财政负担，官员们也苦不堪言，翰林学士霍韬直指宗藩待遇，“昔也以一郡而供一王，今以一郡而供数千百人矣，禄粮所由不给也”，如果任由其发展，则“赋入有限，禄粮无穷，再数十年，何以善图其后？”

只可惜宗藩厚禄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就算过这么一笔账，“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藩禄岁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万三千石，而宗室禄米五百四万石。即无灾伤蠲免，岁输亦不足供禄米之半。”

宗藩们的支出数额巨大，部分藩王较多的地区甚至已经收不抵支，无法供给。而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这时全国约有963万户，6365万口，全国所征收夏秋两税米麦数为2285万石。宗藩们的待遇支出已经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7%，朝廷还需要发放官员俸禄、军士饷银等，再加上皇帝一大家子的开支，财政亏空日益严重。

在此情况下，礼部与廷臣商议出一系列措施应对宗藩厚禄问题，嘉靖帝下诏颁行，即《宗藩条例》，这可惜这一系列条款治标不治本，而且主要针对底层宗室而言，对于亲王们并没有太多约束，厚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隆庆时期，情况更加危急。据时人张翰考证：“在嘉靖中叶，（宗藩）见存者一万五千余。隆庆初年，丽属籍者四万，而存者二万八千五百有奇。”最惨的时候，太仓银仅存135万两，只够明政府三个月的支出，此时大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已经积重难返。

到了万历时期，整个宗藩人口又迎来了一次较大的增长。万历四十年，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统计了万历三十三年宗室人口情况，称“《玉牒》宗支共一十五万七千余位，今袭封新生已逾十四年，又有六十万余位矣，比之弘、正等年间不啻百倍”。

此数虽有夸大，但据徐光启的计算，“（万历三十二年）宗室见存者不下八万”，每年所需禄米2384万石。此时全国所征收夏秋两税米麦数约为2837万石，宗藩俸禄支出已占全国收入的84%。到万历四十二年，理论计算全国宗藩岁禄所需3075万石，全国财政收入已经无法供给宗藩岁禄。

据明清之际史学家温睿临等人推测计算，明末宗室人口已达百万，此数虽有夸张，但实际见存人数也有20万之巨，如果加上这些宗藩们的配偶姬妾等，人数就有百万了。如此庞大的寄生人口，给明朝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山西巡抚甚至发出来“大同苦宗室甚于苦虏”的呐喊，可见这群“蛀虫”的危害之甚。

怎样努力也无法解决朱元璋的祖制

当然，以上数据基于理论计算，实际操作中，由于收支不平衡，岁禄短缺情况时有发生。早在永乐时期其实就初现端倪。

当时，由于部分地区五谷不登，无法满足宗藩的岁禄开支，这部分藩王就无法领到足额的岁禄。永乐元年，户部就曾上奏“汝南王府岁用禄米二十石（应为二千石），今岁歉，请与其半，俟年丰全给”，永乐三年，户部上奏“代府禄米，旧岁以谷不登约支三百石，令岁丰请如旧例”。

由于这些岁禄短缺问题仅出现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年岁中，朝廷的收入还能够保证福利正常发放，因此这些零星暴露的问题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只不过到永乐九年，朝廷也意识到了不对劲，于是开始实行岁禄折钞，将部分禄米折算成钱钞发放，以减轻财政支出。

到仁宣时期，宗藩们的岁禄折钞情况愈加普遍，但此时的短缺问题也越来越多，甚至因为“欠禄”，有的宗藩生活都难以为继。洪熙元年，宁化王朱济焕因生活窘困，上书朝廷请求补支前几年欠发的禄米。朱济焕自述，自己现在生活贫困，“岁禄不得，日给甚难，母之衣食鬻卖殆尽”，连老母亲生病都没有办法奉养，只希望“以前数年未支禄米，特令补支”。此外，韩王也多次以“到国以来，禄米不充”为由上奏皇帝。可见此时“岁禄”拖欠现象已较为普遍。

到了英宗时期，由于部分地区粮食短缺，无法供应支出，且缺口数额较大，于是将岁禄折算成银绢进行发放。原本此法是为了解决边地少粮问题，但很多宗藩看到了其中的漏洞。之前政策为岁禄折钞，但随着宝钞的滥发，已经日渐贬值，现在可折算成实用价值更高的银绢，于是宗藩们纷纷上奏请求岁禄折银，就在这无形的折算中，朝廷实际财政支出也在逐渐增加。

明中期，政府财政支出急剧上升，即便采取了一些缓解手段，但依旧收效甚微，欠禄行为也愈加普遍，由以往个别地区、藩王的短缺扩大到了诸多地区，涉及宗藩人数更广。

弘治二年，山西巡抚上奏“山西连年灾伤，岁用不足，乞将往年借拨宣府粮十一万五千七百五十石取还，或将京储银拨十万两，或变卖河东运司盐数十万引，以补王府禄米，及文武官军俸粮”。弘治七年，河南巡抚上奏，“河南连岁灾伤，所免税粮俱作存留。其宗室及官吏师生军士廪禄，皆无所于给”。

到了嘉靖时期，国家财政危机愈加严峻。“宗室禄米已缺三季，请求朝廷济乏”，“太原等府所逋王府禄粮共121万余两，又逋宣大三关粮银 102 万余两，无从措补”，“代府禄粮积负甚多，请求补给”，诸如此类告急的记载不胜枚举。

嘉靖那么阴也挑战不了朱元璋的祖制

最初朝廷还能进行调控，从其他项目收入来进行补给，但到了嘉靖四十四年，国家财政也已经山穷水尽。户部在给地方请求补足宗藩岁禄时批复：“内帑近方匮诎，一切经用尚多不敷正支，安有羸余补给宗禄”，可见此时整个国家的财政都已经面临崩溃。

可是宗藩的人口增长并没有因为财政不支而停止。即便是欠禄、折半发放、折银绢发放，随着宗藩人口的膨胀，所需的岁禄钱粮也越来越多，所欠的钱粮也随之增加，山西、陕西、河南、湖广等地拖欠岁禄已是家常便饭，整个大明已经无力供养这群寄生的天皇贵胄。

朱家宗室之恶行罄竹难书

除了丰厚的岁禄外，这些朱家子孙们还世代享有土地庄田。但是这些寄生群体并没有得到满足，反而是在世代世袭中不断地侵占民田，损害百姓利益。

《明史》记载：“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又赐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禄。”可见最早赐田是作为岁禄补充的，这样宗藩们能够靠收取田租来减少朝廷的财政支出。

只可惜朱元璋小看了朱家子孙的贪欲，这些宗藩通过向皇帝“乞请”、逼迫百姓“投献”，甚至直接强占等方式，不断进行土地兼并，获得新的庄田。

成化时期，就有官员指出：“本朝百年来户口日滋，安得尚有闲田不耕不稼？名为奏求，实豪夺而已”，对宗藩们借乞请之名，实则数倍侵占民田行为进行批评。

虽然皇帝也下令严禁强占，但天下宗藩之众，土地兼并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诸如“秦王府内使校尉占种陕西西安府咸宁县民地五十亩”的事件时有发生。

到明中后期，土地兼并已经使得百姓无法正常生活，“（中州）民田皆变为王庄”，“（成都府）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的情况愈加普遍。河南沔阳州共有田地山塘29102顷余，其中宗藩占有19599顷余，67%的土地都归宗藩所有。

百姓土地减少，但依旧要缴纳高额的税赋，大户负担越来越重，贫者只能举家流亡。正统年间，陕西渭南、富平等县居民“闭门塞户，逃窜趁食”；福建延平等府“千里一空，良民逃避，田地抛荒，租税无征”。

在这帮蛀虫的无限索取和盘剥下，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自明中叶开始，农民军起义不断。明末李自成农民军起义，对于宗藩更是无比痛恨。

崇祯十三年，起义军攻占河南永宁，公开处死万安王。崇祯十四年攻克洛阳，将三百多斤的福王朱常洵枭首示众，并将其鲜血制成福禄酒。攻克太原后，“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攻取大同时，杀代王朱传奇，“代藩宗室殆尽”，经过李自成的屠杀，二十万朱家子孙“屠戮几尽焉”。

明朝宗室被闯献图掉大半

这帮寄生群体由于无所事事，整日养尊处优，于是滋生出一些为非作歹，丧尽天良之徒。

如辽王朱宪㸅“性酷虐淫纵”，聚集一帮奸黠无赖者，“淫乱从姑及叔祖等妾，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用炮烙割剥等非刑，剜人目，炙人面，煇人耳”，其歹毒程度骇人听闻。

而鲁王朱观■（火定）的荒淫残暴也不遑多让，据《明世宗实录》记载：鲁王“挟娼乐及群小，昼夜欢饮，其中或男女祼体，群浴于池，无复人礼”，但凡有敢提出意见的，“立毙之或加以炮烙”。

此外还有恐怖的食人恶魔，《明史》记载，周宪王的弟弟朱有熺“掠食生人肝脑”。

对于这些作恶多端、穷凶极恶的宗藩子弟们，明清之际的魏禧在《魏叔子文钞》中描述道“崇祯末，诸宗强猾者，辄结凶党数十人，各为群，白昼捉人子弟于市，或剥取人衣，或相牵讦讼破人产，行人不敢过其门巷，百姓相命曰鏖神”。

这群乌合之众在面对底层百姓时趾高气扬，作威作福，而在面对农民起义军时，又胆小如鼠，怯懦失色。“一闻贼至，望风而溃，何尝与一交手？致金枝玉叶，涂炭流离”，听闻起义军要攻打过来，一个个望风而逃，惊慌失措。

优渥豢养了两百多年的朱家子孙，最终成为流离失所、饱受盘剥的农民军屠刀下一个个泄愤的目标。

养宗室是明亡的重要原因

其实对于宗藩之弊，有明一代许多人都发现并指了出来，可惜皇帝不太领情。

早在朱元璋想要确立分封制时，叶伯巨就曾劝阻过，但朱元璋咬牙切齿的认为这是在离间朱家子孙的情感。历史证明，朱元璋的规划永远是个幻想，朱家王朝千秋万代的算盘也还是落空了。

到嘉靖时期，户部尚书针对国家财政危机指出影响国家财政的五个因素，“一宗藩，二武职，三冗食，四冗费，五逋负”。到隆庆时，管志道也提出“天下有三大忧，而宗藩居其一焉”，万历时期，也有官员上陈“国家有二大事所宜及时讲求者，外之边防，内之宗藩是也”，并且“宗藩二百年来，螽斯麟趾，绵衍繁盛，邸禄岁增，民财日诎，比之边防，尤为难处”。

到明中后期，宗藩问题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由此引发的财政危机、流民起义等问题也将大明王朝一步步拖向深渊。

“惟本朝不立此格，于是为宗属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顾炎武对明代宗藩们的评价一针见血，这群宗藩们虽地位尊崇，但寄生虫和弃物的命运一开始就已经注定。

这群被禁锢了两百多年的皇室宗亲，“坐縻厚禄，徒享安乐，于国家无利，于地方有害”，如吸血虫一般在吸附着王朝的血液，同时又在不断地剥削压迫百姓，最终在巨大的财政危机和被逼起义的农民军下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朱家的天下最终也毁于朱家子孙之手，不知道朱元璋在设想万世一系时是否想到了“弃物”们的这种结局。

参考资料：

张廷玉等：《明史》

《明实录》

赵现海：《明初分封制度渊源新探》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梁曼容：《明代藩王研究》

孟凡胜：《明代宗室禄饷制度影响之探究》

殷崇浩：《方志所见鄂境明代王庄及其危害》

安介生：《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

张德信：《明代宗室人口俸禄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王兴亚：《李自成起义军对明宗室的政策》

顾炎武：《日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