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苏区爆发了第五次反“围剿”战役。这场战斗标志着红军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激烈对抗中步入了一个艰难的阶段。然而，由于博古和李德坚持采取冒险主义的进攻策略，红军在多次战斗中屡屡失利，造成了惨重的损失。面对挫败，红军的指挥层又转向了防御战术，但过于保守的应对方式不仅未能扭转局势，反而导致了苏区面积的不断缩小，红军面临的困境日益严峻。在这一时期，党和红军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1934年4月，广昌的失守成为中央苏区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战役使红军遭遇了重创，中央苏区的局势愈发危急。为了应对这一紧迫局面，红军第7军团接到了命令，开始北上，试图开辟新的苏区；与此同时，第6军团则被指令向西突围，开展游击战。尽管红军进行了积极的战略调整，但中央苏区的压力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国民党军队已经突破了外围的防线，迅速逼近瑞金，试图将红军彻底包围。此时，中央苏区的各个角落弥漫着枪声，红军的战线几乎被国民党军团层层包围，生死存亡的时刻即将来临。

与此同时，红军的总兵力已不足十万，弹药和粮食的供给变得极为困难。经过长达半年的连续作战，红军的伤亡数字惊人，战斗力大幅下降，许多师的兵力不足4000人。而博古和李德依旧坚持进行“堡垒对堡垒”的作战策略，这种僵化的战术不仅未能有效应对敌军的进攻，反而让红军陷入了更加严峻的困境。此时的红军，正面临着几乎没有生还可能的绝境。

1934年9月下旬，为了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决定在庐山召开一场秘密军事会议。此次会议的保密措施堪称空前，参与人员多达200人，几乎涵盖了江西、湖北、湖南、山东和河南五个省的军事与政治要员。蒋介石亲自主持了此次会议，讨论的唯一议题便是如何“围剿”红军。这次会议上，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提出了一个令全场震惊的“铁桶计划”。

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动员150万国民党军队，配合空军和炮火支援，通过逐步逼近瑞金，最终形成一个坚固的包围圈。每当国民党军队逼近红军防线时，他们将立即修筑工事，架设铁丝网，建设碉堡，设立火力网，并为战斗准备粮仓、弹药库以及通信设施等。这一系列高度密集的防御措施，体现了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坚定决心。按照计划，六个月后，这个包围圈将完全形成，红军将陷入死地，无法突围。

为实施这一计划，国民党出动了12个师，试图通过吸引红军注意力来迷惑敌人，从而造成红军战略防线的巨大压力。此举最终会让红军陷入绝境。会议持续了整整一周，蒋介石信心满满地宣称：“必定一战定胜负。”在他的鼓舞下，与会人员的士气空前高涨，会议文件上赫然写着“绝密”二字，展现出对战斗的全力投入。

然而，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就在会议结束后的几小时内，这份“铁桶计划”的机密文件竟然被送到了中央苏区。早在1934年3月，项与年、卢志英等人就已接受任务，潜伏在江西省保安司令莫雄的手下。莫雄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早已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而在庐山会议期间，他也在现场。

会议结束后，莫雄带着这份绝密文件下山，迅速将文件交给了项与年等人。经过紧急商议，大家一致决定，必须将这份关乎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情报尽快传递到中央。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项与年决定装作乞丐，穿越层层封锁和严格的盘查，最终成功将机密文件送达了周恩来的手中。

中共中央收到这一情报后，迅速展开分析，并意识到形势的紧迫性。他们立刻决定，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否则红军将面临灭顶之灾。正是这份情报的及时传递，使得中共中央能够果断作出战略调整，决定了红军的大规模转移。这一决策被认为是中国革命史上的转折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情报的传递几乎没有任何人知晓，连毛主席等高级领导人也未曾了解其详细经过。当时，局势极为紧张，根本没有时间进行详尽的说明，而转移过程也异常急迫，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关乎生死的历史性决策竟然来源于一份情报。尽管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记录较少，但莫雄和项与年为中央苏区所做的贡献，绝不可忽视。

毛主席在得知此事后，毫不吝啬地给予了他们高度评价，称其“功绩巨大”。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特别指示叶剑英等人要为莫雄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为他安排安置。人民永远铭记那些为革命事业奉献无私力量的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