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人的成长轨迹几乎都离不开一个特别的物件——个人档案。这些档案通常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里面记录着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包括学校、工作单位以及加入团组织、党组织时填写的各种材料。对于不同身份的人，这些档案的管理也有着不同的部门来负责，工人的档案归劳动部门保管，而干部则由组织部门来管理。在这些档案袋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那就是“家庭出身”，这几个字在八十年代之前，几乎能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

“家庭出身”这个概念起源于解放初期的土改，那时候农村按成分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城市则分为资本家、自由职业者、小业主、工人、贫民，还有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等。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时期，家庭成分成了一个人命运的关键。出身贫农、工人、革命干部等家庭的子女，往往能获得团组织、党组织的青睐，进入好单位、参与科研、入伍当兵等，而那些出身地主、富农等家庭的人，则可能被分配到艰苦的工作岗位，甚至常常受到鄙视和排斥。

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我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都不错，记得在初一那年，我就提交了入团申请书，团组织也多次找我谈话，鼓励我积极争取早日加入团组织。后来，团组织的负责人告诉我，本来我的申请应该早就批准了，但是有人反映说我家庭成分有问题，认为我家不是中农，而是地主出身。我坚持说学校可以去相关部门调查，最后经过核实，我的家庭成分问题被澄清，团组织很快批准了我的申请，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当时，如果真的出身地主家庭，是完全不可能加入团组织的。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来临，社会的各项工作几乎停滞，很多事情变得无法理顺，关于我家庭成分的问题也再次被提起。有人又声称我的家庭成分没有被正确划分，还曾公开指责我的父亲是“地主”，甚至把他当作阶级敌人批斗。那时，我们根本没有任何途径去辩解，甚至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直到文革末期，政府开始恢复正常工作，单位才派人回到我们家乡重新调查，最终确定我的家庭成分在土改时已被正确划分为中农。

在中学毕业后的分配工作中，那些家庭成分好的同学，大多被分配到像修配厂、汽车队这样的好单位，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则被分配到那些条件差、待遇低的单位，这一切的分配标准几乎都取决于“成分”。毛主席曾提到过，“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虽然毛主席的这句话体现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但地方政府和一些单位的执行却常常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民间有句俗话：“经是好经，歪嘴和尚念走了样”，可见在执行过程中，一些错误的理解对很多人的命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我身边，就有一个人一直在背后挑剔我的家庭成分问题。他和我同一个学校，还是同一个村的。我们是从家乡一起移民到北大荒农场的。这个人性格非常嫉妒，如果看到别人比自己优秀，尤其是同一个村的人，他就会暗地里找你麻烦，甚至造谣捏造事实，向领导反映不实情况。他的父辈在文化大革命中极为活跃，仗着出身好，总是表现得非常积极。可惜文化大革命后，他的家庭并没有得到好运，很多亲人都患上了重病，父亲也早早去世，这也许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一种体现。

至于为什么他们总抓住我家成分不放，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祖父和曾祖父的背景。他们在当地颇有名气，尤其是我祖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在山东担任过治理黄河的官职，负责检查黄河的水情和堤坝维修，为防止黄河水患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父亲曾说，祖父每月的薪水从来不留在家里，而是全都拿去帮助穷人，怕自己孩子有了钱后学坏。到了三十年代，祖父早早地将家业分给了四个儿子，每人一份，这样的分家方式也为后代避免了许多困扰。

然而，在1947年山东的土地改革中，我家被划为中农成分，尽管家业已经日渐衰败。我的大伯划为富农成分，二伯为中农，三伯则划为下中农。每每回想，还是挺佩服祖父当年的远见，他当时的一些决定，避免了我们家在土改时可能被错划为地主的尴尬。

参加工作后，尤其是在七十年代末，我加入党组织前的政审非常严格，要审核家庭出身、父母以及祖父母的政治面貌和历史背景。我如实填写了各种材料，并将家庭情况详细写成报告交给党组织。随着1979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帽子问题及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这个长期困扰大家的“成分论”逐渐被废除。如今，所有农民的身份都统一填写为农民，结束了几十年来的家庭成分歧视。

现在的档案管理也有了很大变化，工人、农民、干部的档案分别由不同的部门管理，劳动局和人事局也合并成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管理方式更加现代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