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高山杉｜一批新发现的有关西藏学家柳陞祺的档案和书信（下）

柳陞祺致李茂郁的十三封信

在1995年3月7日和1996年9月24日致邓锐龄的信中，柳陞祺提到过一个叫李茂郁的人。特别是第一封信：“顺带一提，有位李茂郁过去一直是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做事的，不像我当时只是玩票，他真是科班，对这三十余年的藏事，一定比我了解得多。他比我年轻，还不时发表文章，藏学中心也知道他，这方面倒可以请他多出点力，估计他也会感兴趣的。”（2008a，815-816页）邓锐龄在1995年4月10日的回信中说：“茂郁先生在成都、北京会上都见过面，他大概记不起我，不知目前仍寓四川否？他如果就G[oldstein]氏书写文章是好事。”（2008a，882页）

李茂郁生于1916年，四川人，1939年进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工作，1944年与沈宗濂、陈锡璋、柳陞祺等一起进藏，任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专员。李后来在拉萨的情况，据柳在《回忆》中说：“李茂郁是唯一的蒙藏委员会的职员，去后据他自称体质不适高原气候，大约两三个月后就调回重庆。”（2008a，764页）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说得更详细：“专员 李茂郁 因人地不宜，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内返。”（《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13页）因为沈宗濂一行是在1944年8月到拉萨的，所以柳说李“大约两三个月后”就调回重庆”，与陈文说的并不冲突。1949年后，李任职于成都的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成立于1964年1月，其前身为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民族研究所），晚年担任四川藏学研究所和四川藏学书院的特约研究员。2018年1月13日的《成都商报》报道过成都的成东疗养康复托老院的百岁老人李茂郁发高烧专家会诊事（https://e.cdsb.com/html/2018-01/13/content_615462.htm；2023年12月4日读取），从姓名、出生年代（1916）、居住城市（成都）来看这位百岁老人应该就是柳提到的李茂郁。李当时已是一百零二岁高龄，在五年后的今天可能已经不在世了。

1995年3月7日的柳信，从语气上看好像是第一次对邓提到李的名字。但是，根据我从孔网买到的十三封柳致李的信，柳从1982年到1992年就和李有联系，不知为何到这么晚才对邓说起李。在这十三封信中，十一封带有信封，但只有三封写有具体年份。柳致邓信也是一样，“多不写年份”，但是年份可以“由信封上邮局的印记确定”（2009，204页，“编者按”）。但是，柳致李信的十一个信封，不少并非原封，就算像是原封的，其上的邮戳不是和邮票一起被剪掉，就是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所以，要想把这十三封信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列起来，还得做一番考证的工作。下面就把初步考证和排列的结果介绍出来。介绍的顺序是，先将原信逐一录文，然后在每封信的后面对其内容提供一点考辨。

前三封信在内容上前后相连，寄信地址相同，在十三封信中自成一组。

（一）1981年12月10日：

李同志：

承寄《川边历史资料汇编》第二册，甚以为感。您组花了不少功夫，便利学者参考，将来成书，贡献不小。

书来时，我家正好进行内部油漆，杂物成堆，我困坐炉边，所以一口气，拜读完了。等工程完毕，各物归原，而书又找不到了。直到今天才又找出，就当时划有问号的几处，写在下面，供您参考：

26页：“是为硕洛三边”，记得藏语有硕、洛、边松之称，松即三，是否这个解释？三个地名谁先谁后，一时想不起了。昌都一带的藏族同志，一定知道。

同页：“上中下三岩”，上中下是否衍文？藏族习惯，一条山沟，分上、下是很普通的。中字，可能是从译名“三岩”，妄加引申的。

32页：“我军循黄河北绕塔里木”，是否有误？塔里木远在南疆，不会绕道那么远去。是否有同名地方，或指柴达木？

55页：“西人自京留之”究竟指什么人？从文义看是指“外人”，当时洋人在京城指手划脚，这个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斥的。因未见上下文，作为疑问提出。

另外一点，印刷错误太多，以后怎么避免。

因为是老朋友，随便谈谈，等有机会细读，如有看法，再向您请教如何。现在先写几行，表示感谢；顺致

敬礼

刘、陈两同志代为致意

柳陞祺

十二月十日

这封信没写年份，带封。收信地址和收信人是“四川成都方正街43号李茂郁同志收”，寄信地址和寄信人是“北京地安门东大街45号柳寄”，是柳字。信封应是原封，但是邮票已被剪去，不过邮戳尚在，还可以看出数字“1981.12”，故知此信写于1981年12月10日。

李寄柳的《川边历史资料汇编》第二册，指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川边历史资料汇编》编辑组于1981年7月编印的《川边历史资料汇编》第二册《赵尔丰经营川边的军事活动》。柳信的“您组花了不少功夫”的“您组”，就是指这个“编辑组”说的。但是，柳在此处犯了个错误，就是李的工作单位是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和“编辑组”成员所从来的两个单位并无关系。也就是说，李并没有参加此书的编写，自然也没有“花了不少功夫”。但是，柳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被他误会成老朋友编的这本书，他只是本着知无不言的态度，“随便谈谈”，提了一些意见。

信中提到的“刘、陈两同志”，“刘”可能是指刘立千（1910-2008；见下面第二封信“刘同志等”，第七封信“请便代转刘立千同志”）。“陈”是谁，待考。

（二）1982年5月15日：

李同志：

这封信耽搁了好多天，请原谅。

寄来的相片，收到了，谢谢。时间真快，转眼就是一年了。

关于前次我提的一些小意见，可说是出于误会。我以为是你们几位搞的。我只匆匆看了一遍，因为想到大家是熟人，所以随便写了就寄出了。没有想到不是你们编的。是否太鲁莽了一点？而且未留底稿，也许根本提错了，请勿见怪。

任老先生可说是我的启蒙老师，1944年我去西藏时，就是看的他的书，在这之前，我对藏族可说一无所知。听说他至今还很健旺，真不容易。见面时，代为致意。

秋天你说可能要来京，估计我还不会出门。刘同志等，代我候候。匆匆不另，顺致

敬礼

柳陞祺

五.十五

这封信没写年份，带封，但邮票与邮戳俱被剪去。收信地址和收信人，以及寄信地址和寄信人，都和上一封信完全相同。所用信封也和上一封信相同，应是原封。

信中说的“我以为是你们几位搞的”，“没有想到不是你们编的”，“因为想到大家是熟人，所以随便写了就寄出了”这几句，显然就是指上一封信中所闹的误会（“您组花了不少功夫”）和提意见的事（“因为是老朋友，随便谈谈”）。“前次我提的一些小意见”，就是上一封信中提到的那几条意见。可能是李在对上一封信的回信中特别做了更正，柳这才注意到李并未参与编书，于是就觉得自己对不是朋友或熟人的人编的书贸然提了意见多少有些鲁莽。

已知上一封信写于1981年12月，那么这封信只能是写于1982年5月。另外，这封信里提到的“秋天你说可能要来京，估计我还不会出门”，也提示其写于1982年，具体的解释见下一封信。

信中所提“任老先生”，指四川的西藏学家任乃强（1894-1989），见下面第七封信。

（三）1982年10月8日：

茂郁同志：

连日忙乱，没有能早写这封信。

葛成之上海地址如下：

“上海瑞金二路七十七号”

我的行期，因为签证没有办好，不好肯定。一般情况，签证来得很晚，所以我还是作月中的准备，这也是院部的意思。知注

特闻。顺颂

旅安

柳陞祺

’82.10.8

这是第一封写有年份（’82=1982）的信，带封，但邮票与邮戳都被剪去。信封与上两封信的信封样式接近而略小，应该也是原封。寄信地址与上两封同，但收信地址却作“本市西郊白石桥路44号基建工程兵招待所522号李茂郁同志收”。

柳信提到的“行期”和“签证”，从时间看就是指1982年10月去英国访学一事。此信比上引1982年10月20日从英国致邓锐龄信还要早12天，写信时柳还在国内等签证下来没有出发。从信中提到“顺颂旅安”以及信封上的收信地址，可知当柳写信时，李正在北京，而且就要离开，两人多半已经见过面。联系上一封信（第二封信），其中提到的“秋天你说可能要来京，估计我还不会出门”，可以说在此信中无不实现。由此可见，两信前后相接，内容密切相关。已知本信写于1982年10月8日，由此倒推上一封信只能是作于1982年5月15日。

信中提到的葛成之是与柳陞祺一起入藏的驻藏办事处医生（2008a，763-764页）。据哈雷尔在《西藏七年》中回忆，他和奥夫施奈特到拉萨后因身体不适，房东唐麦（应即噶厦官员唐麦·顿堆次仁）请驻藏办事处的医生给他俩检查过身体，这位医生曾在柏林和波尔多留学（Tangme sent for the doctor of the Chinese Legation, who had studied in Berlin and Bordeaux）（1953c，p.119；1986，154页）。这个留过洋的医生应该就是葛成之。

以下四封信在内容上也是前后相接，寄信地址已变（柳从地安门东大街搬家到皂君庙），在十三封信中另成一组。

（四）1988年7月1日：

茂郁兄：

我组合写的《藏族简史》，因为印数不多，不够分配。最近，我才分到几册，大概半个月前，由邮局寄上一本，不知收到没有？请提意见。尤其从清初到解放一段，希望多多指教，以便写近三百年史时，能有所提高。

长久没有通信，不知近况如何？今年之初我以前列腺增生，病了一场，去医院动手术后，现已基本恢复。但以年龄关系，体力日差，还勉强能做点工作而已。我已搬了住处，新地址是海淀区皂君庙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3号楼2门11号（简写3-2-11），离民族所约半小时（步行）路。

再《简史》第272页第2行“共俘获官兵八百余人”，漏印“八”字，又第321 页

第15行“在不到二百码远的射击点”，漏印“百”字，闹了笑话，请改正。其他印错的地方就不提了。匆匆，顺致

敬礼

柳陞祺

7.1北京

这封信没写年份，带封，但信封用的是中华书局专用的牛皮纸信封，寄信人写的是中华书局的《文史》杂志。虽然收信人是李，但信封上的字并非柳字，再加上邮戳是1983年12月的，所以不是原封。

柳寄李的《藏族简史》指前述1985年12月出版的增订版，书中确实存在柳在信末提到的两处错误。信中虽然说到已经出版的《藏族简史》（增订版），以及搬家至皂君庙一事（据柳1986年元月致邓锐龄信[2009，208页]，知其于1986年1月上旬已搬家），但还不足以让我们据此就锁定信的年份。不过，根据信中透露的得病、手术、住院、康复等事，可以推测写信的年份应该是1988年。

据《西藏与西藏人》的柳晓青《译后》，柳陞祺除了去世前住院十天外，终其一生只给儿女添过一次麻烦：“……我和哥哥在他九十五年的生涯中，只尽了半年日夜看护的义务……”（2006，255页）“只尽了半年日夜看护的义务”一句，显然是在说柳当子女皆在身边时，只得过一次需要他们日夜看护的大病，病期持续半年之久。不过可惜的是，柳晓青没有提到患病年代以及所患何病。根据邓锐龄在1988年7月20日自东京致柳陞祺信中提到“我此次在先生身体一度生病后离京”和“不知先生近三个月来身体恢复得如何了”（2008a，863页），柳在1988年8月16日致邓的回信中提到“《辨析》一文是我在年初病前赶出来的，有点粗糙，病院回来，又改了一遍……近来，感觉得身体还可以”（2009，211页），以及邓在1990年7月27日致柳信中说的“看到先生的信，字和从前一样的工整。桂生（引者按：邓锐龄的妻子刘桂生）说：‘柳先生心静，从字体上也看出来了。可见在动了手术以后，身体养得很好’”（2008a，865页），可知柳在1988年的年初曾经病过一场，而且病得还不轻，要到住院动手术的程度。不仅如此，术后康复似乎也花了较长时间，因为在邓抵日三个月后，还要询问柳的恢复情况，可见大约在他4月离京时，柳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这次至少长达半年的疗养，我想只能是柳晓青提到的那次“半年日夜看护”。而本信所提“今年之初我以前列腺增生，病了一场，去医院动手术后，现已基本恢复”，在患病时间（年初）、住院手术和身体恢复时间（从年初到写信的7月1日正好半年）等方面与上引柳邓通信和柳女回忆无不相同，说的应该就是同一件事，而且还明确提到所患何病，所以我把这封信的写作年份系于1988年（另外还有两个旁证见下文）。柳在本信中始告知李茂郁皂君庙新家的详细地址，并说“长久没有通信”，可见至少从搬入新家后就一直未再通信。从1986年元月到1988年7月，已经过去整整两年半，时间不可谓不“长久”。

（五）1988年7月24日：

茂郁兄：

七月十六日大函收到。前次寄您《藏族简史》一书，是托所内代办，据了解是挂号寄给四川民族研究所转的，不会有错，不知是否邮局方面耽搁了，现在收到没有？如还未收到，请来函告知如何？

邢君前次来京，见过两面，他有一部康藏纪行的旧稿，将由藏学研究中心出版。去美后，只通过一信，近况不知如何。另有一位研究噶举派的张承基君，不知你认识否？旅美多年，据闻最近去世，甚为可惜。

How Chinese was China's Xizang Region一书，我未见过，印度作者大半张口，同过去英帝份子差不多，很少例外。书名的意思（死译）是中国西藏地方究竟如何（多么）中国法（化）了，动词是过去式，当指解放前的一段，不知对否？谬误之处，估计不少，我兄如能写篇书评加以驳斥，是再好没有了。

匆匆，顺致

敬礼

弟陞祺

7.24

这封信没写年份，带封。但信封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专用的牛皮纸信封，发信者也是杂志社，邮戳时间“1988年3月31日”与本信不符，而且信封上的字也不是柳的，可见不是原封。

从其提到寄《藏族简史》一事来看，显然与上一封信有关。联合两信内容，可以复原寄书经过如下。在写7月1日信之前半个月，柳托民族所通过邮局用挂号办法代寄《藏族简史》样书一册给李。大概因为没有得到李的答复，柳于7月1日去信询问收到样书否。李于7月16日回信，可能是告诉柳还未收到。于是，柳于7月24日再去信确认。

信中所提“研究噶举派”“旅美多年”的“张承基君”，就是佛学家张澄基（1920-1988），在国外以英语姓名“Garma C. C. Chang”闻名。张澄基于1988年5月24日去世（参看“作者简介”，收于《密勒日巴尊者传》，“张澄基先生佛学翻译与论著全集（一）”，财团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2009年10月初版）。柳写这封信时，张刚刚去世两个月，所以信中会说“据闻最近去世”。这也是这封信以及上一封信写于1988年的一个旁证。

据邢肃芝自述和他人回忆，他曾四次回国访问。第一次是在1987年，应邀参加在北京第一次举行的国际藏学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发表了论文。邢还会见了很多阔别多年的汉藏友人，比如阿沛·阿旺晋美（1910-2009）、观空法师、证[正]果法师（1913-1987）等（《雪域求法记》[见下文]，346-348页；《雪域求法记》修订版[见下文]，369，371-372页）。这次会议的具体名称和月份日期不详，邢发表的论文颇疑就是署名“邢步有”的《西藏旧社会的差徭制度》（《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1987年3月15日，36-37页）。柳信“邢君前次来京，见过两面”，指的应该就是1987年的这一次。

第二次回国是在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邢有一部书稿《康藏密教访求纪行》，柳为其写过一篇《〈康藏密教访求纪行〉读后》（1988e），刊于《中国藏学》1988年第4期（1988年11月15日）。在这篇文章的后面，有一行编辑按语：“邢步有（字肃芝）先生撰著《康藏密宗[教]访求纪行》一书，已纳入我社1988年出版计划。”“我社”就是出版《中国藏学》的中国藏学出版社。怀疑邢第二次回国的主要任务可能就是为了安排这部书稿的出版。这条按语与本信所提“他有一部康藏纪行的旧稿，将由藏学研究中心出版”，说的正是同一件事。中国藏学出版社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下属单位，说将由中心出版就等于说将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但邢书后来未能在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大约十五年后，才出现一本邢肃芝（洛桑珍珠）口述，张健飞、杨念群笔述的《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三联书店，2003年1月北京第1版；2008年11月北京第2版）。该书有一张摄于1946年的驻藏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合影（第一版，337页；修订版，355页），其中从右往左数第三位穿西装者正是柳陞祺。我就这本书写过一篇考证性的札记《被隐去姓名的口述者》，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7月11日第98期（后收入《佛书料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62-70页）。

第三次回国是在1997年，邢再次见到阿沛（《雪域求法记》，346页；《雪域求法记》修订版，369页）。第四次回国是在2001年。邢于2008年12月写过一篇《怀念柳陞祺先生及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同事》，收于《纪念论集》（2008b，45-52页）。《雪域求法记续编》（邢肃芝[洛桑珍珠]著，张志雯整理，三联书店，2022年6月北京第1版）在收入此文（219-228页）时，还附有一张邢2001年回国时与柳的合影（228页）。

《文集》编者大概觉得口述史形式的《雪域求法记》就是以前自撰体形式的《康藏密教访求纪行》，所以在把《〈康藏密教访求纪行〉读后》收入《文集》时改题为《〈雪域求法记〉[〈康藏密教访求纪行〉]读后》，也不想想1988年的时候哪有什么《雪域求法记》呀。另外，《文集》编者似乎不知道《读后》已经刊布过，在《编后》中误将其当成“首次面世”（2008a，907页）。

李茂郁有意评论的书How Chinese was China's Xizang Region，指的是印度学者辛哈（Nirmal Chandra Sinha, 1911-1997）所著How Chinese Was China's Xizang Region. Essays and Notes on Xizang &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Calcutta: Firma KLM, 1981）。李茂郁的书评后来题《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驳尼尔玛尔·钱德拉·辛哈著〈怎么中国的西藏地方过去是中国的？〉关于西藏的若干谬论》，发表于《中国藏学（汉文版）》1990年第4期（1990年11月15日，1-20页）。李文后来还译成英语（“Xizang Was, Is and Will Remain an Inseparable Part of China—Refuting the Fallacies Concerning Xizang in the Book Titled How Chinese Was China's Xizang Region? by Nirmal Chandra Sinha”），收进英语论文集《中国藏学研究论文集》第二辑（1996, pp.448-498）。

（六）1988年8月24日：

茂郁兄：

本月11日来信收到。《藏族简史》已经收到，甚慰。我负责五章，见后记，其他一概未问。从我一到民族所，就因为写不写简史，两派意见相左。有的说必先把所有专题吃透，写出“详”史，而后精简，写出简史。有的主张先简后详，以应急需。我是主张后一说的，不想一拖这么多年，人都老了。现在开始写近三百年史，我是赞成，但不准备积极参加，因为怕岁数太大了，力不从心。

《简史》印出后，只把自己写的部份，浏览一过，小错误就不提了，但有两处特大错误：1，第272页，第2行，“共俘获敌方官兵八百余人”，拉了八字，变成百余人了。2，第321页第2节第六行，“机枪大炮已架设在不到二百码远的射击点”，漏了百字，成为不到二码远了！敬请改正。其余的，算了。

您想批判的书，一定谬论很多。从书名看，估计是英语（或其他欧洲语文）中Chinese一字，既可作中国人解，又可以作汉族解，大概此公在这上头大做文章了。匆匆不另，祝

暑安 弟

陞祺

8.24

这封信没写年份，无封。

内容（寄《藏族简史》、评辛哈书等）与上一封信相接，应该也是写于1988年。柳发出7月24日信后，李于8月11日回信，说收到《藏族简史》样书。柳大概心中觉得不安，在8月24日回信时又将书中得两处错误述说一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特大错误”在我见过的西藏人民出版社第3版（2006年11月，227、269页）和北京民族出版社第1版（2009年6月，187、220页）中都未得到改正。但是，在收入《文集》的柳负责撰写的《藏族简史》摘文部分（2008a，1-87页），这两个错误都不存在（12、46页）。

关于编写《藏族简史》的两派不同意见，正如柳信所说，他是主张“先简后详，以应急需”的一派。至于主张“必先把所有专题吃透，写出‘详’史，而后精简，写出简史”的一派，柳信未说以谁为代表。邓锐龄在《回忆王森先生》（《中国藏学》2016年第3期[2016年8月15日]，49-52页）中提到：“先生曾对我说，我们科研部门应该先组织撰写百科全书，而后再写《辞海》，因后者可藉前者写得简练准确。这个意见，换个说法，就是写长篇易、写短篇难。《藏族简史》……据说1958年—1959年时，先生就讲需广搜史料，加之以审核考据，然后动笔。对此，同仁里也有异议，听说与另一位先生在拉萨还出现争执。平心而论，作为科研的程序，先生的意见是对的，但也应立足现实，多考虑社会对各民族历史知识的渴望。况且简史如出版，其修订再版，甚至重写，也不是难事。总是要求完美，将会长期延宕，适与上级的尅期成书要求相左，不知何年能够完工。”（51页）可见王森的主张正与柳信所说第一派相同。至于与王森产生异议的同仁，在拉萨发生争执的先生是谁，是不是柳陞祺，我以后会在关于《藏族简史》编撰过程的论文中做详细的探讨。

（七）1988年12月31日：

茂郁同志：

日前寄上《藏学研究》两期，一期有《西藏名义辨析》一文敬请指教。另一期有关邢肃芝一文，邢君即当年碧松法师（哲蚌寺僧），不知还有印象否？（还有另外一本，请便代转刘立千同志，并请指正。）

《西藏名义》一文还引用了任乃强先生的文章，并想送他一本，不想书已不够。而且这次北京藏学中心开会，遇到任先生公子，据悉到会的都已有了《藏学研究》，故未另送。再，文内错字，来不及改了。

时光容易，已是年底，匆匆草此，顺祝

新年快乐

柳陞祺

1988.12.31北京

这是第二封写有年份的信，带封，邮票已被揭去。收信人和收信地址为“四川成都玉林村民院宿16幢422号 李茂郁同志收”，寄信地址是“北京海淀皂君庙中国社科院宿舍3-2-11寄 100081”，字是柳陞祺的。信封正面的邮戳还残存年份“1989”，应该是原封。

《西藏名义辨析》（1988c）是柳和常凤玄合写的（即上引柳1988年8月16日致邓信中提到的“《辨析》一文”），刊于《中国藏学》（柳信作“藏学研究”）1988年第2期（1988年5月15日）。“另一期有关邢肃芝一文”，指上述的《〈康藏密教访求纪行〉读后》。至于“邢君即当年碧松法师（哲蚌寺僧），不知还有印象否”这两句话，应该是对之前7月24日信中谈到邢肃芝话题后的一种追溯说明。

《文集》所收文章，一般情况是如果以前曾在杂志发表，编者均在文末注出杂志之名和期号。但《文集》所收《读后》却没有注出杂志之名和期号，似乎编者不知此文曾经正式发表过。不仅如此，《文集》所收的版本与《中国藏学》的首刊版在文字上颇有不同，文末还署有不见于《中国藏学》首刊版的“1988年3月25日”，给人的感觉是编者在《文集》中采入的似是该文的稿本。《文集》中的不少文章都有类似的情况。

以下四封信都是写于1990年代初期，也可以归为一组。

（八）1990年7月30日：

茂郁兄：

前次寄上拙文，原想请教，一聆高见，承蒙寄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三册，真不知何以为报，深感不安。但藉此知道近况如旧，又深以为慰。《史料》中程凤翔有关桑昂曲宗等边区报告，似较他书为详，等拜读后再作细谈。

近来国外对民国初年到和平解放一段西藏情况，十分注意，新书陆续出现，未悉注意到否？这段期间我兄正在蒙藏委员会供职，对当时内情是否有兴趣写点文章，估计《中国藏学》对此必感兴趣，顺此一提。信内错字请原谅。匆匆不另。敬祝

夏安

柳陞祺

7月30日

这封信没写年份，带封，邮票已被揭去，邮戳还在。但信封用的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用的牛皮纸信封，寄信人也是中心，而且所书李茂郁的姓名和地址都不是柳的字。信封正面和背面的邮戳分别是“1990年9月21日”和“1990年9月25日”，与本信的写作时间相差太多，应该不是原封。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上中下三册，中华书局，1989年5月第1版）虽然在版权页上标明出版于1989年5月，但是由于当年国内的特殊局势，柳不太可能在当年的7月就拿到样书。由于信中提到的“近来国外对民国初年到和平解放一段西藏情况，十分注意”，与1990年11月8日致邓锐龄信中的“近一年来，国外似乎把注意力集中到从清末民初到和平解放这段的西藏历史上来了”（2009，213页），遣词造句几乎一样，我很怀疑是在1990年写的。“前次寄上”的“拙文”，可能就是刊于《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1990年2月15日）的《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何以有两种不同版本？——兼评西姆拉会议（1913-1914）》（1990a）。

（九）1990年9月30日：

茂郁兄：

久住北京，比较便利，如偶有所得，亦是占地利人和的条件而已。前次我提两册新书，一是：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Xizang,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Berkeley,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作者有几篇关于解放前西藏社会的文章，（陈乃文同志已译出几篇，）颇有水平。据闻他是前索康噶伦的女婿，通藏语文。上述书叙述不到四十年事，竟近800页之多，因为最近眼力衰退，还没有勇气借来一读。

第二本书是：

Alastair Lamb, [……]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Oxford Books, 1989）（近6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