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中记载，舜帝摄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这些举措表明了舜帝的果断与政治手腕，通过强硬的方式使各个部落臣服，确保了中央政权的稳固。与之类似的记载也在《国语》中有所体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这段历史同样表明，防风氏因迟到而被大禹处死。其他文献中也提到，防风氏在大禹主持的会盟中由于“后至”而遭遇了杀戮。

然而，若仔细考量，“四罪”中除了鲧被大禹处决外，其他罪犯都只是被流放，而防风氏仅仅因为迟到便被杀，显得有些过于严厉。即使在后世的军法严明之时，这样对待一个重要诸侯也实在过于苛刻。那么，大禹为何会做出如此果断且无情的决定？

《国语》中的记载提到，大禹会聚诸侯的地点是在会稽之山，而防风氏之所以被杀，正是因为他“后至”。而《史记》则提到，“汪罔氏（即防风氏，汪姓之源）之君，守封、禺之山。”这一地理描述指出防风氏的统治区域位于今天的湖州，接近太湖的风渚湖。除此之外，《路史》和《述异记》等文献也提到防风氏的活动范围在吴越地区。据说，孔子曾见到吴国使者所带的防风氏的巨大骨骼。

根据这些记载，可以推测大禹主持的诸侯大会可能是在绍兴的会稽山举行，但从交通条件来看，这与当时的情况不符。如果禹会诸侯的地点真如记载所述是在会稽山，可能就不符合夏朝建立的地理位置。历史上众多资料的矛盾之处就引发了对这场会议举行地点的讨论。于是，出现了“涂山之会”的说法。

《左传》在哀公七年记载中提到，大禹会诸侯的地方是在涂山，而参会的各国都带来了玉帛。实际上，在安徽蚌埠涂山附近的“禹会村”遗址，考古学者发现了符合大禹时代的大型盟会场所，且遗址面积约有30万平方米，年代与大禹时期高度吻合。此外，涂山遗址附近的“禹会村”也是汉代时就已经有此名称，显示出其历史的延续性。

著名学者徐旭生指出，今天位于浙江绍兴的会稽，实际上是古代涂山的别名，并且指明会稽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会议的汇总之地。大禹在涂山召开诸侯大会，并对各个部落的功绩进行评价。因此，蚌埠涂山可以被认定为“会稽”之地。而绍兴地区的会稽山或许是为了纪念大禹才命名的，并不是真正的会稽之所在。

然而，防风氏所在的湖州与涂山的距离达到400公里，而湖州与蚌埠之间没有直接的政治利益冲突。于是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大禹为何要处决防风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防风氏的起源。

防风氏位于湖州地区，早在良渚文化时期，这一地区便是良渚古国的领土。防风氏很可能是良渚文化解体后遗留下来的强大势力之一，属于百越部落的领导者之一。根据考古研究，良渚文化遗址大约4200年前被遗弃，而这一时期恰逢尧舜时期，良渚文化的分裂为防风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防风氏本身属于良渚集团，而大禹则是夏夷集团的代表，夏族与东夷的联合使两者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两者的扩张需求直接导致了冲突。考古学者通过发现江苏泰州的蒋庄遗址和徐州新沂的花厅遗址，揭示出良渚文化的扩张过程中，与东夷势力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良渚古国解体后，防风氏继承了这一地区的势力，显然与东夷的冲突并未完全结束。

作为夏夷联盟的领导者，大禹有责任打击良渚遗留势力，防止其再次崛起。因此，在涂山会议上，大禹选择处决防风氏，标志着对良渚势力的彻底打压。

这次行动与其地理位置和政治背景密切相关。涂山作为淮夷最强势的部落所在，是大禹的重要盟友。通过在此地召开大会，大禹能够集中力量，利用夏夷联盟的兵力对抗防风氏，最终击败了这个曾威胁夏朝稳定的势力。正因如此，涂山之会成为了大禹政权巩固的重要事件，而防风氏的覆灭则成为良渚文化衰退的直接原因。

据《史记》记载，越国自称为夏朝少康的后代，史书中提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这表明，防风氏的灭亡可能与夏朝的征伐有关，最终导致了越国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