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仇恨塑造了大匈奴：同样是分久必合的草原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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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减水书生，与您同品味历史、感悟思辨。
秦昭襄王时期，秦战国杀义渠王、破义渠国，开疆三郡：陇西、北地、上郡。
赵武灵王时期，赵战国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也开疆三郡：云中、雁门、代郡。
燕昭王时期，燕战国袭破东胡、开地千里，开疆五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
华夏七大战国，秦、赵、燕三国、边接强胡，但就是这三国不仅挡住了北方戎狄，而且不耽误列国争雄，最后还是秦战国统一了天下。
秦末战火、中原残破，楚汉争霸而后刘邦称帝，中国再归一统。本以为可以傲视天下的大汉帝国却兵败匈奴、一代天骄高祖刘邦只能在边地平城草草收场。
从此，汉帝国便确定了内政无为而外交和亲的国策，并一直持续了70余年。
我们不禁要问：
七雄并立的纷乱战国，为什么能够北却戎狄？
一统天下的大汉帝国，为什么却得忍辱和亲？
1.解释框架：集权与分权
有两个解释可以回答上面的问题，其中一个便是央地关系的解释框架。
在央地关系中，就会有集权和分权两种模式。
集权模式的关注重点是：可统治性。地方多样性的具体问题，要让位于可统治性的问题。
所以，与匈奴争雄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问题是：中央得控制住地方。
秦与汉，都是中央集权模式的大帝国，他们只有先解决可统治性的问题，才能回应地方多样性的具体问题。而边地匈奴便是地方性问题，所以其优先级得往后排。
分权模式的关注重点是：本地事务。
战功七雄的华夏大地，是一种事实上的分权模式，没有中央而只有地方。
于是，“地方”的秦、赵、燕三个诸侯国，他们首先关心的就是本地事务，而本地事务之中，胡人侵略就是生与死的头等大事。
所以，北却戎狄的优先级就得往前排，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再去与其他战国争雄中原。
于是，战国虽然纷乱，但能够挡得住强胡；大汉虽然统一，但对于匈奴却捉襟见肘，因为两种模式的关注重点不一样。央地关系的解释框架，虽然有道理，但却有一个先天不足。
因为这个解释框架做了一个先入为主假定，那就是：草原民族一直没变化，他们战国时啥样，秦朝时也啥样，而汉朝时还啥样。
而事实上，草原民族、草原胡人，他们在秦汉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第二个解释便是外部视角：从草原民族和匈奴本身来作答。此时的中原地区发生了质变：由诸侯战国质变为集权的统一帝国。
而草原民族呢？
他们也发生了质变：由部族林立质变为统一的国家形态。
一个关键人物实现了草原民族的这种质变，这个人就是冒顿单于。
2.仇恨：匈奴太子的国仇私恨
头曼单于，是史书记载的第一个匈奴单于。
他可能是匈奴由原始部族走向国家形态的重要人物。但是，头曼时期的匈奴却非常窘迫。
当是之时，东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
东边有强大的东胡，西边有繁盛的月氏，东边和西边都惹不起，而北方却是苦寒之地，于是匈奴人只能向南拓展生存空间。
但是，南边的对手更不好惹，因为他叫秦始皇。
刚刚统一中原的秦帝国，最发愁的就是不知道还能去打谁。于是，就有了大将蒙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这就是单于治下的匈奴，一个三战之国、却谁都战不过，只能向苦寒北方迁徙。
背井离乡的匈奴人，饱尝了生存多艰、体验了弱国惨淡，生出了仇恨。
它恨中原帝国，但是它可能更恨东胡和大月氏。
生存空间最重要。
对于草原民族而言，草原牧场就是生存空间。
而东胡和大月氏是直接跟匈奴人争夺草原牧场的。
所以，匈奴与东胡、大月氏是一种有你没我的生死仇恨。
冒顿头曼单于的儿子，是匈奴太子，所以他能够感触到这种国恨。
但仇恨还将继续。头曼单于不喜欢冒顿这个太子，他要改立自己的小儿子。
草原民族的做事极为彪悍，不喜欢就要夺其性命，所以冒顿太子就是一个将死之人。
但将死之人也有将死之人的价值。
于是，狡诈而毒辣的头曼单于就把冒顿太子送到了敌国大月氏为质：两国和好，我把太子送来表明诚意。
但是，前脚刚刚送太子求和，后脚就派来了匈奴大军。
大月氏是足够的强，所以头曼单于的背信弃义，未能伤及大月氏。冒顿太子也是足够运气，不仅没被敌国杀了祭旗，还抢了一匹好马跑回匈奴。
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
草原民族崇拜英雄，他们对英雄都有着格外的偏爱，头曼单于也概莫能外，所以他让冒顿太子做了“万骑长”。
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
能够虎口逃生的冒顿太子，自然不是一个庸碌之辈，他能看出匈奴的三面窘境，也能看透父亲的杀心满满。
所以，他要在仇恨之中求得自保。
3.军队：冒顿太子的“穿云箭”
打仗就得靠强弓硬弩。
冷兵器时代，弓弩就是王者。飞将军李广凭借一张大黄弓弩，就可让匈奴骑兵闻风丧胆。
但是，为将者，就是弓弩最强者吗？
当然不是。
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
为将领军，就得让大军做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将军得死守战鼓，他要做的是发信号。
将军得有一支“穿云箭”，令箭所至、大军云集，令箭所去、大军鸟散。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的匈奴骑兵，他们不缺少射雕的勇士，但缺少纪律、缺乏指挥。
而冒顿单于的就是用一支鸣镝训练出了一支讲军纪、听指挥的匈奴骑兵。
鸣镝猎鸟兽，不能中者，斩之。鸣镝射爱马，不敢射者，斩之。
鸣镝射爱妻，不敢射者，再斩之。
经此种种，匈奴的冒顿太子就有了一支能战、敢射而且绝对听从号令的太子亲军。
所以，当冒顿太子的鸣镝射向父亲头曼单于的时候，太子亲军便毫不犹豫，他们倾泻箭雨、射向单于。
血腥的宫廷政变就此拉开帷幕，胜利者是冒顿太子。之后，冒顿太子便成了冒顿单于，他报了“私恨”，射杀了欲致自己于死地的父亲。
接下来，还有国恨，冒顿太子即将开启统一草原民族的大事情。
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知道怎么指挥军队。
4.战争：让匈奴人更强大
匈奴内部来了一场宫廷政变，强悍的边邻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因为他们得从中渔利。
东胡骑兵于是，东胡人派来了使者，第一次他们要匈奴单于的千里马，第二次他们要匈奴单于的媳妇。
这是挑衅，但冒顿单于都忍了，他献出了千里马、也献出了阏氏。
但是，挑衅还要变本加厉。
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之前是出使挑衅，而这一次竟是直接的刀兵相向，东胡骑兵开始一路向西。
而冒顿单于还能忍。
最不可怕的人是一直忍耐的人，而最可怕的人便是忍耐中爆发的人。
冒顿和匈奴人，属于后者。
当东胡使者再次出使匈奴，强要邻界的一块千里荒地的时候，冒顿单于展示了王者气势：於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後者斩，遂东袭击东胡。
战争，是残忍的。
所以，战场称雄的，往往都是杀伐果决的狠辣人。
杀爱马、杀阏氏，甚至杀老爹，冒顿单于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所以，此时杀予地的大臣、杀后至的将领，冒顿单于自是不会有一点的仁慈。
而如此杀伐果决的单于，必能带出一支侵略如火的军队。
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攻破东胡，还只是一个开端，草原从此不再太平。大匈奴就是要在战争中淬火而生。
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
月氏人被赶出了肥美的河西之地，而且一直被追杀到万里之外的大漠西域，最后消失于华夏史家的视野。
向东打败了东胡，向西赶走了大月氏，匈奴骑兵自然会向南，因为北方苦寒而南方肥美，八百里河南地到处是牧场、遍地是牛羊。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趁着楚汉争霸，冒顿单于的匈奴骑兵四处出击，在汉朝立国的时候，匈奴人已经基本统一北方草原，成为草原民族的最强者，号称“控弦之士三十馀万”。
5.国家：在战争的淬炼中长成
从上帝视角来鸟瞰我们这个地球，其最大变化可能不是陆地上的高楼和海洋上的轮船，而是各个国家的建立与灭亡、各自国家疆界的扩大与缩小。
国家，可能是人类群体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而推动国家构建的根本力量，就是战争。
为了进行战争，就得组建军队。
为了组建军队，就得集中资源。
为了集中资源，就得建立行政系统。
组建军队、集中资源、行政系统，就是构建国家的三件套。
匈奴人能组建30余万人的军队，就得集中30余万军队的资源，而集中如此庞大的资源就得有一个行政系统。匈奴人建立了自己的行政系统。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
这就是匈奴“帝国”的总体权力架构。
从匈奴单于到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便在“条”上形成了一个上下有序的行政建构。
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这就是匈奴“帝国”的大体央地关系。
从左右贤王到左右大当户，这五个层级是明确拥有封地和官吏系统的地方诸侯，所以在“块”上就建构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架构。
行政上是分权的，所以平时的军队管理也就是分权的。
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这里的“二十四长”，是匈奴的军队建制，分散在单于、左右贤王至左右大当户等高级官吏手中，并非与权力系统一一对应。
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这便是匈奴人的基层系统，军队、官吏以及行政全部都集中在这个系统里，可能不明确但简便易行。
平时管理不成问题，战时打仗更显优势，因为根本不需要辎重运输、招募兵源，只需要单于的一声动员令。
同时，匈奴“帝国”，也形成了自己的贵族系统，
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後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加上匈奴单于的挛鞮氏，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便形成了匈奴的四大贵族。
匈奴人的政权结构当然没有中原更先进，因为自战国之后，中原帝国便由贵族分封跨越到了官僚体系。但是，有了这个系统，北地草原便不再是一众蛮夷戎狄，而是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匈奴人建立了国家。
6.竞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不是一个规律，而只是一个现象。
现象的背后是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的竞争。
非独中原大地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北地草原自是如此，他们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秦始皇为后世的中原王朝做出了表率，要强大就得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冒顿单于也为后世的草原民族做出了表率，要强大就得统一草原、建立国家。
中原帝国统一了，就能羁縻草原民族；而草原民族统一了，就可以侵略中原。
中原和草原，都没完成统一，那就对峙；中原和草原都完成了统一，那也是对峙。
一旦出现：一方统一而一方分裂的局面，结果就是一方为刀俎而一方为鱼肉。
欧洲是千年的分裂，大家都分裂，所以允许你可以这么“小国寡民”的玩。而东亚的博弈生态却是中原和草原囚徒困境，所以只能按照“大一统”的方式玩。
博弈环境不一样，所以博弈的生态就不一样。中国能够一直统一，而且薪火相传、从未断绝，跟这个“相濡以沫”的草原对手不无关系。
我们记住了始皇帝，但也应该记住冒顿单于，这个第一次实现草原统一的人物，也是一个英雄。
欧洲是千年的中世纪，而东亚是千年的博弈世纪。
中原民族与草原民族博弈了两千年，才算打到了一起去，战争、文化以及现代文明，“相激使然”地打造了今日之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