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贤之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性格严厉且固执。毛泽东曾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交谈中回忆道：“当我刚刚识得几个字时，父亲便要求我开始为家里记账，并且要我学珠算。既然父亲如此坚持，我只能在晚上默默地开始记账。他对我如同‘监工’，一点也不能容忍我空闲，不记账时就让我去干农活。他脾气暴躁，常常因为一点小事打我和我的两个弟弟……”

随着毛泽东掌握了记账技能和算盘的使用，1910年秋，毛顺生将他送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去当学徒。然而，毛泽东并不愿从事商业工作，他内心渴望能够进入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学堂读书。由于深知父亲固执的脾气，他知道单凭自己的说服力量是无法改变父亲的决定的，因此他没有选择与父亲争辩，而是联系了作为塾师兼族兄的毛宇居和外婆家的亲戚一同劝说，最终毛顺生同意让他继续求学。这一天早晨，毛泽东即将告别父母，前往东山学堂求学，送行的除了父母，还有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和老师毛宇居等人。平日里严厉的父亲也不禁留下了眼泪。后来毛泽东曾坦言：“老头儿是个克勤克俭的人，他的严厉虽然让我吃了不少苦，但也让我养成了勤劳的好习惯……”

1919年，母亲去世一个月后，毛泽东决定将长期劳累的父亲接到长沙调养，以帮助他缓解痛苦和疲惫。毛泽东和弟弟们陪伴着父亲在长沙的一家照相馆里合影留念，这是毛泽东以此方式表达他对父亲深深的孝心和情感。

1920年1月23日，毛顺生因伤寒去世，享年50岁。当时毛泽东正带领代表团在北京请愿，他痛苦地对杨开慧感叹道：“我真是个不孝之人，事事失误，既未能为母亲送葬，现在泽民来信告诉我，父亲也不幸去世，我却无法回到韶山冲……”

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已有32年之久，直到1959年6月25日，他怀着对故乡和父母的深深怀念回到了韶山。第二天清晨，毛泽东没有安排正式的行程，而是独自一人快步走向故居对面的南竹皂。等到其他人赶来时，他已悄悄地来到父母的墓前，折下一束松枝放在墓顶，双手合十，虔诚地鞠了三次躬，轻声说道：“父亲，母亲，我来看你们了！前辈辛劳，后代享福，下次再来看你们！”回程时，毛泽东对同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道：“我们共产党人不讲迷信，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长，不能忘。”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是为国捐躯的领袖，内心却依旧深深怀念父母，感激他们的养育之恩。

◆1919年11月，毛泽东与父亲毛顺生（左二）、堂伯父毛福生（右二）以及弟弟毛泽覃在长沙合影。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与严苛的父亲截然不同，她是一位温和、善良的女性。无论亲近或远离的邻里，她总是真诚待人，关心穷困家庭，并且以礼相待。对于丈夫毛顺生的节俭、严苛和暴躁，她通常选择默默忍受。正因如此，毛泽东对母亲抱有深厚的敬爱与孝心。他曾打趣地说，他家分为“父党”和“母党”，而他则是“母党”的一员。

1919年春，毛泽东因恩师杨昌济的介绍，开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当得知母亲病重时，毛泽东立即返回长沙，准备照料母亲。那时的交通非常不便，从偏远山区到省城长沙治疗，实属艰难，这也显示了毛泽东对母亲的孝顺之情。在长沙，毛泽东亲自为母亲服侍药汤，毫不懈怠。期间，他与弟弟们陪着母亲拍了一张合影，这也是文七妹一生中唯一的一张与儿子们的合影，或许毛泽东已经预见到母亲的病情无可挽回，留下这张照片以作纪念。

◆1919年春，毛泽东与母亲文氏、弟弟毛泽民（左二）、毛泽覃在长沙合影。

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因病去世，享年53岁。得知噩耗的毛泽东赶回韶山时，母亲已去世两天，未能见上最后一面。大弟毛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时依然在呼唤他的名字，这让毛泽东心如刀绞，痛不欲生。面对失去母亲的巨大痛苦，他深感“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奈与痛楚。那天夜晚，毛泽东跪在母亲的灵位前，以泪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长的诗《祭母文》（97句），深情地追溯母亲的一生，并表达了自己无尽的孝心。他还写了两副挽联，其中一副是：“疾草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往也，一掬慈容何处寻？”母亲的影响，使毛泽东的慈悲情怀升华为对人民的爱，对民族的爱以及为穷苦人谋取幸福的理想。

“百善孝为先”，毛泽东的孝道可见一斑，他不仅对父母尽心尽力，也深知恩师和前辈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