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在庐山会议召开后，洪学智不再担任总后勤部长的职务，被调派到吉林省负责地方工作。这个改变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关注，那么，究竟由谁来接替这一重要的职位呢？周总理于是向罗帅请教，希望能够推荐合适的人选。罗帅依据“广纳贤才，消灭山头又照顾山头”的原则，最终提名了王新亭和王宏坤作为候选人。

然而，为什么最终选择邱会作来担任总后勤部长呢？回顾他的革命经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邱会作的后勤工作始于土地革命时期。早在1934年，他就被调任到总供给部担任统计员；到了1936年，他升任红军总供给部粮食处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八路军供给部副部长，1940年又担任新四军四师供给部的政委。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才真正来到前线，开始担任政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前线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邱会作在中南军区政治部担任第二副主任。1954年他奉命调至北京，成为总后勤部的副部长兼副政委。当时，总后勤部面临着重大挑战，后勤工作的方向尚不明确，干部老龄化、身体状况差，工作能力不足，甚至文化水平也较低。随着抗美援朝的爆发，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急需一支年轻且能力突出的干部队伍。

1953年，周纯全刚从朝鲜返回，就被调任为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之后不久，洪学智接替了周纯全的职位，而黄克诚在同年兼任总后勤部部长。由于黄克诚同时还担任军委秘书长和副总长等职务，工作重心主要放在总参，因此总后勤部的工作主要由洪学智和邱会作共同负责。对于邱会作来说，他并不十分愿意从事后勤工作，对这一岗位也缺乏长期打算。那时，他还兼任后勤学院的院长，手头的事务可谓繁杂。

1957年，彭德怀找邱会作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讨论谁更适合与洪学智一起负责后勤工作。邱会作毫不犹豫地表示，洪学智更为合适，因为他刚从朝鲜战场归来，具备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进行后勤工作的丰富经验。毫无疑问，洪学智在这方面确实展现了出色的能力，在朝鲜战争期间，他成功建立起一条坚不可摧的钢铁运输线，彻底解决了志愿军的后勤问题，确保了志愿军在生活和武器各方面得到充足的保障。

尽管洪学智被任命为部长，周总理却有意让他去国家经济委员会担任副主任，毕竟他在战争年代也曾参与财经事务，具备相关专业素养。然而，洪学智对此并不十分愿意，他还让罗帅去找总理替他说情。邱会作随后离开了总后勤部，前往党校和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学制为三年。1959年庐山会议后，洪学智离开部队，而此时的邱会作仍在学习之中，当他获知自己被任命为部长的消息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选择邱会作负责后勤工作的原因显而易见，他不仅在过去积累了丰富的后勤工作经验，还曾担任过总后勤部的副部长兼副政委，对后勤部的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对干部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并且年轻有为。因此，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整整12年，直到1971年以后才结束这段难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