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的“养廉银”政策，为何到了乾隆朝却养出和珅这样的大贪官
“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清稗类钞》
因为在康熙末年几乎达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雍正皇帝在继位伊始，下特旨设“养廉银”制度，想用高薪，来培养官员的廉洁习性，抑制官员阶层的贪污之风。
清朝官员的俸禄
清初文官的薪俸标准是完全照搬万历朝《大明全典》制定的低薪制，一个七品知县，“每月支俸三两，当时的标准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如果再养一匹代步的马匹，总计需银五六钱，这样看来一月俸禄不足五六日之费”。
从上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出，清朝官员的薪俸相对与整个社会来说非常微薄，一品官的俸银每年不过一百八十两，每月只有十几两银子，七品之下的一方“父母官”，每年俸银只有三、四十两，每月不过三两多的收入。
而据史料记载，在康乾盛世期间，一个中等农户家庭的月收入大概三两二钱银子，可以维持一家3-5口人的温饱。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整个官员阶层靠这样微薄的收入，想要有个体面的生活真的很难。
官员也不是圣人，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人前显贵，光宗耀祖。照这个薪俸，不要说大富大贵，就是能维持温饱都是个难题。但是，绝大多数的官员生活穷奢极侈，挥金如土，他们哪里来的收入供他们挥霍呢？
官场的隐形收入
1、地方官
凡是州、县官等主政一方之牧民官，主要靠征税时来盘剥百姓。
举个简单的例子，田赋最初征收实物，后来改成“折色”银。无论征收实物或银钱，按惯例都有“耗羡”，所谓“耗羡”是指在征收钱粮时，以弥补正常运输、保管时损耗为由，在正常征收之外加征的部分。
一般情况下，征收的银两中，按照地域的不同，粮食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银钱每两加征三到四钱作为“火耗”，整个州、县数万人口至数十万人口，总量加起来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实际上多出来的这些钱粮并不归公，完全入了州、县官（包括衙门吏员、官差们）的私囊，成为官场的惯例公开的实施。
俗话说“小小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在古代司法制度并不完善，案件的处理，主要是由主审官员来甄别、定罪。所以主政一方的父母官们，如果不太黑心，每年总可以弄个几千两银子。如果刻意搜刮，自然更不止如此。一任(三年)下来，赚个盆满钵满，身家巨万。
至于更上一级的知府，除了本身的收入外，还有所辖的各州、县官的例常“孝敬”银，逢年过节、喜事丧事免不了收些下级官员和地方士绅的“红包”，自然所得也更多，因而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说的是在不贪赃枉法的情况下，仅依照惯例收取，一任下来，也可以有十万银子的进账。
对于道、抚、督之类的高级官员来说，权力更大，不仅有下属“孝敬”，还有权推荐些特殊的官职，比如：盐运使、海关道的属官、佐官等，是官场上公认的肥缺。即使当一位学政，做一次主考，也有“棚费”(地方官向士绅、学子阶层摊派的银两，送给主考)收入的。
2、京官
京官不能直接向百姓收刮，只有可怜兮兮的朝廷俸禄维持生计，所以要靠地方官的孝敬才能维持体面，美其名曰“冰敬”、“炭敬”之类。
有些京官掌握地方官员的考查、任免大权，外官为了巩固地位，是必须与京官打好交道的，这自然成了有权势的京官最大收入。
至于中、下级京官，就只有靠着代同乡出具“印结”，每月分一些银子以维持生活。所谓“印结”，即以京官的官身作保，代同乡出具契书，保证捐官或捐监贡的同乡身家清白，并不虚伪等情况。
“印结”是要出一笔银子来买的，当时每一省设一印结局，凡是加入印结局，出名为同乡具印的，每月可以分一次印结费，通常每人可以获得几十两银子的收入。
这样看来，即使是最为清贫的低级京官，各种各样的额外收入，也超过正常收入的十几倍，有实权的官员甚至可以达到百倍、千倍的地步。
雍正的“养廉银”制度
《清全典事例》记载：养廉银根据地域和官职的不同，通常为本薪的10倍到100倍。地方总督为15000至20000两；巡抚为11000至15000两；布政使为6000至9000两；按察使为4000至7000两；最小的地方主政官知县也有1200两。
看似很多，足够一家之用。官员们聘个师爷，寻个幕僚，再养几个杂役、奴仆维持体面算算也是够用了，但官场之间迎来送往太多，做任何事情还要体现个官威，时不时的要救济和扶持一些乡中子弟进学等等，一年下来，也捉襟见肘。例如：晚晴重臣曾国藩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寄回家书诉苦：“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画。”
清朝的“养廉银”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的廉洁问题，只有厚禄而没有强有力的监管制度，“廉洁奉公”只能凭官员自身的良心，大多成为一句空话。养廉银制度，在雍正朝，因为皇帝对贪官的严惩不贷，还是起到一定正面作用的。但从乾隆朝开始，由于制度的松弛以及皇帝自身铺张浪费、好大喜功的性情，养廉银制度已经名不符实。
乾隆年间最大的贪官、曾任首辅的权臣和坤嘉庆皇帝下旨被抄家时，珍珠、宝石“胜于大内”，“藏银、衣物数逾千万”，“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窑埋银三百余万两……”，其中部分是和珅好经营之道，自己挣来的，但大部分还是以权谋私、纳贿孝敬所得。
乾、嘉以后，清朝官场卖官鬻爵、贪污受贿现象变本加厉，日益严重，直到清朝灭亡，这一现象也没有得到改观。雍正当年希望通过养廉银制度，培养官员们廉洁品性的初衷最终成为泡影。
参考资料：
《清稗类钞》
《曾国藩全集·家书》
《道咸宦海见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