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发掘唐代元氏家族墓葬时，发现了颜真卿书写的墓志。

考古队方面表示，此次考古发现，是目前国内唯一经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早年书迹真品。

该墓主人是元大谦之妻罗婉顺。墓志的撰写时间是天宝五年，距离“安史之乱”爆发尚有九年的时间，正是金玉其外却潜流涌动的“盛唐”时节。颜时年38岁，在文章中自称“长安县尉”。藉由这方墓志，今人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颜真卿青壮年时代书法的魅力。

罗婉顺墓志（局部），引自澎湃新闻

在中国书法史上，颜真卿是承前启后的宗师级人物。他初学褚遂良，后又师从张旭，还吸收了篆书、隶书和北魏书法的笔意与神韵，创造出一种以稳健、厚重、雄劲、宽博为基本特征的新型楷书，即后世所谓的“颜体”。

尤为使人称道的是，颜真卿的书法做到了“书人合一”。其字结构恢弘、笔力遒劲，与颜真卿个人性格中的端庄、稳重与凛然不可侵犯，可谓浑然融为一体。所以，宋人朱长文说，颜真卿的字“纵横有象，低昂有志，自羲（王羲之）、献（王献之）以来，未有如公者也”。欧阳修也对颜体赞不绝口，发出过见字如见其人的感慨：“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

颜真卿像

遗憾的是，在颜真卿活着时，他的“端严尊重”，并不为时代所喜，更不为皇权所容。

公元783年，年过七旬的颜真卿，被唐王朝派去晓谕叛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然后于次年被叛军缢杀，即是皇权难容其“端严尊重”的结果。

发一篇解读颜真卿之死的旧文，略有一些修订。

皇帝不喜欢活着的颜真卿

按照《旧唐书》的记载，直接杀死颜真卿的，是和李唐朝廷闹翻了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把颜真卿从李唐朝廷送到李希烈手中的，是唐德宗的宰相卢杞。：

“代宗崩，为礼仪使。……杨炎为相，恶之，改太子少傅，礼仪使如旧，外示崇宠，实去其权也。卢杞专权，忌之，改太子太师，罢礼仪使，谕于真卿曰：‘方面之任，何处为便？’真卿候杞于中书曰：‘真卿以褊性为小人所憎，窜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传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下拜，而含怒心。会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颜真卿四方所信，使谕之，可不劳师旅。’上从之，朝廷失色，李勉闻之，以为失一元老，贻朝廷羞，乃密表请留。又遣逆于路，不及。”

大意是：唐代宗死了，唐德宗李适继位，先是用杨炎做宰相，杨炎讨厌颜真卿，用虚职剥夺了颜的实权。后来，卢杞专权，想把颜真卿从中央赶出去，就派人问他“你想去哪里做地方大员”。颜真卿找到卢杞质问：“我这人常年被人排挤，如今年老体弱，要靠你庇护，当年你父亲被叛军所害，首级送到平原，我不敢用衣服去擦你父亲脸上的血，是用舌头舔干净的，如今，你竟然容不下我了吗？”卢杞听了这些话很羞愧，内心却更恨颜真卿（也不知道写史者从何得知卢杞的这套心理活动）。李适即位的第四年，也就是783年，李希烈攻陷汝州，卢杞就给皇帝出主意：“颜真卿是四方所信之人，声望卓著，让他带着谕旨去李希烈军中宣抚，可能就用不着派军队平叛了”，德宗接受了卢杞的建议。

颜真卿拿到谕旨后，去了李希烈的地盘，随后就丧失了人身自由。约莫一年后，公元784年，李希烈将之杀害。

虽然直接害死颜真卿的，是“叛贼”李希烈与“奸臣”卢杞，但就《旧唐书》这段记载来看，害死颜真卿的第一凶手，其实是唐德宗李适。

卢杞第一次想将颜真卿赶出朝堂，具体办法是“谕于真卿曰：‘方面之任，何处为便？’”

事先征询颜真卿愿意去哪里，看似还存有某种温情，但“谕”是以上敕下之词，带有强迫性质。李适登基时已经37岁，之前做过天下兵马元帅、是平定安史之乱的深度参与者，是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试想：没有李适点头，卢杞能“谕”颜真卿这个太子太师吗？他哪来这么大的底气呢？没有李适点头，卢杞能让颜真卿自由挑选“方面之任”吗，他哪来这么大的权力呢？

再者，让颜真卿离开朝堂去做“方面之任”，必然得由李适任命。作为一个成长于忧患之中，智力正常的成年皇帝，李适应该知道，

将一位70多岁、风烛残年的老人，外放出去做“方面之任”（不是普通的小地方官），绝不是一种正常的人事安排，既失了优待功勋老臣的立场

（不但需要长途跋涉，还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也是对国事的不负责任。

明白这一点，却仍要如此做，只能说明李适本人已不愿意将颜真卿留在朝堂。

唐德宗李适像

其实，李适生前就承认过，卢杞只是他手里的工具，对他的话绝对服从，绝对执行，从不反驳。

时为公元788年2月，李适与宰相李泌之间，进行了一段信息量很大的对话。

当时，李泌年已66岁有余，因精力不济难以“独任宰相”，遂向李适辞职，未能获允后，又提出再增加一名宰相，以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李适的回复是：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宰相人选（朕深知卿劳苦，但未得其人耳）。接着，他与李泌讨论起了自己做皇帝以来历任宰相的优劣，其中提到：你们都说卢杞是“奸邪”，我不同意，我觉得他是个“忠清强介”之人。

李泌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反驳皇帝说：人人都说卢杞“奸邪”，而独独陛下你不觉得他“奸邪”，这正是卢杞“奸邪”的地方。如果陛下你察觉了他的“奸邪”，又怎么会有“建中之乱”？卢杞这个人，因为私隙杀了杨炎、把颜真卿排挤至必死之地、刺激李怀光走上反叛之路，可谓罪大恶极。如今被陛下你逐出朝堂，人心顿喜。否则，乱局如何能够消弭？

李适听了李泌的反驳，也不高兴，继续解释：

“杨炎以童子视朕，每论事，朕可其奏则悦，与之往复论难，即怒而辞位；观其意以朕为不足与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

大意是：杨炎每次和我讨论政事，我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开心；我要不同意，他就反复和我辩论，甚至说要辞职。在他眼里，我这个皇帝就是个孩童，是个“不足言”之人，我对政事的意见，不值得他重视。我实在受不了他，才把他赶出朝堂，这和卢杞没有关系。

皇帝还说：

“朕好与人较量理体。……杨炎论事亦有可采，而气色粗傲，难之辄勃然怒，无复君臣之礼，所以每见令人忿发。余人则不敢复言。

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又无学，不能与朕往复

，故朕所怀常不尽也。”

大意是：我喜欢和人辩论是非。杨炎这个人，在政务上的意见也有可取之处，但他“气色粗傲”，被驳斥的时候动不动就发怒，没有君臣之礼，所以每次见他我都被惹到生气，其他人还不敢说他。卢杞就不一样，他这人心思很细，我说的话全都依从，也没什么学问，没法和我辩论，当然，我也没法和他畅谈。

再往后，因为要依赖李泌，李适开始赞誉李泌如何不同于杨炎和卢杞，如何让身为皇帝的自己感觉特别舒服，等等。这些话与本文无关，略过不表。

既然卢杞是一个对皇帝“言无不从”之人，从不反驳皇帝的意见，可想而知，在将颜真卿送去叛军这件事情上，皇帝

肯定没有提出过有力的反对意见。

如果皇帝提出了反对意见，“言无不从”的卢杞不会反驳，颜真卿的命运也就会大不一样。

事实上，当日的朝堂之上，根本无人相信李希烈的反旗，可以靠任何人的三寸之舌拔除。所以，命颜真卿去淮西的旨意下来后，“朝廷失色”，群臣皆惊，觉得是将国之重臣毫无意义地送往死地。事实上，皇帝自己也不信李希烈可以靠唇舌说服，他将颜真卿送去淮西的同时，仍在部署战争。颜真卿自己也不信淮西之叛可以用言语平息，行至半路，河南尹郑叔则跑来劝他不要去，去了不会有用，颜认可郑的判断，却只能无奈回答：

“君命可避乎？”

他毕生忠诚于李唐皇室。皇帝的命令，他不能抗拒。

李适自述赶走杨炎的理由，其实也是他赶走颜真卿的原因。

李适不满杨炎遇事有坚持、有原则、常与皇帝争论；而颜真卿，恰恰也是一个遇事有坚持、有原则、常与皇帝争论的人。

唐肃宗时代，因为玄宗还活着，颜真卿反对肃宗在祝文里署名“嗣皇帝”，又因为太庙被毁，要求肃宗效法古人“向东哭”，以致于“为宰相所忌”，给弄出去做了地方官。

唐代宗时代，皇帝回到长安旧宫，颜真卿又站出来，要求皇帝先去拜谒五陵九庙，然后才能回家，还对着宰相动了怒火，搞得大家都不开心。皇帝重用元载，让百官言事之前先把奏章送到元载那里，做一道过滤审查，颜真卿又站出来公开反对，责备皇帝只与“三数人”议事，朝中恐将再现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奸臣，天下人“钳口结舌”，国家很可能祸在不测。最后被元载“坐以诽谤”，给弄出去做了地方官。

加上最后一次被送往淮西，颜真卿在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均被赶出过朝堂，且史书每次都将之归咎于宰相太坏。这种归咎，很显然，只是在替皇权粉饰。

此外，李适觉得和杨炎交流政事，有被当成“童子”的感觉——因为杨炎是三朝老臣。不幸的是，颜真卿比杨炎大了18岁，他是四朝老臣。自然，李适也不会喜欢与颜真卿议论政事。

然而，不喜欢颜真卿，找个借口将他弄出朝堂就可以了，为什么李适非要将他送往淮西的叛军之中？这是因为，擅长权谋之术的李适，还另有一重隐秘的考量。

颜真卿本人，数十年如一日，以刚正立身立朝。颜氏家族在安史之乱中，更是满门英烈。公元783年的颜真卿，确如《旧唐书》所言，威望卓著“四方所信”，是国家级的名士。这样的人物，被送入李希烈军中，杀或不杀，都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杀了颜，会大损李希烈的声望；不杀颜，又相当于在与李唐的对决中输掉了气势。

李适送出颜真卿，是一箭双雕；李希烈收到颜真卿，是左右为难。

两害相权取其轻。李希烈最初的做法，是控制颜真卿的人身自由，尽力争取他为己所用。直到称帝，李希烈也没有诛杀誓死不降的颜真卿，他明白李适将颜真卿送过来，是一个陷阱。颜真卿最后被杀害，直接导火索是李希烈的兄弟李希倩被李适诛杀。被杀前，颜仍大骂李希烈是“逆贼”。

两年后，公元786年，李希烈死了。颜真卿的遗体被运回长安，“德宗痛悼异常，废朝五日，谥曰文忠”，皇帝心痛到不行，朝廷停止办公五天。显然，皇帝更爱死了的颜真卿。而这，也正是颜真卿的悲剧所在：以“端严尊重”立身的他，没能遇到一个“端严尊重”的时代。

（本文史料，主要来自《旧唐书.颜真卿传》《新唐书.颜真卿传》及《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