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局限性就代表着，势必会有“奸臣”的出现。诸如贾似道、蔡京、童贯、高俅这类宋朝奸臣，各个都家喻户晓。但是论起宋朝最著名的“奸臣”，他们还远比不上，甚至到现在人们依旧争论不断，有人说他是祸国殃民的奸臣，也有人说他是救亡图存的名相。

这位史上最难评价的“奸臣”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在语文课本上的王安石一般是作为诗人的身份出现，比如“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的思乡旅人；又或“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自信官员。

就算是历史书上，王安石变法也被认为是改变宋朝积弱积贫现象的变革运动，不仅提高了国家实力，也对地主阶级进行了限制和打击，无疑是利国利民的好事。那么为什么要说王安石是北宋的“奸臣”？

其实王安石“奸臣”一名来由已久，早在南宋时期，就有人将北宋灭亡的黑锅甩到王安石头上，而《宋史》中更是直接把他列在“奸臣传”中，可谓是“名留青史，遗臭万年”。南宋官员给王安石列了数条罪状，从“祸国殃民”到“不修边幅”，就差把他和秦桧并列。

后来的元朝在修《宋史》时，继承了南宋人的说法，而在明清两代，王安石“奸臣”的名头算是坐实了，不仅官方认定，就连社会百姓都普遍接受。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幅度太大，直接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后世的皇帝一看，王安石这套改革要是用在自己身上，那不得国家动荡，因此干脆将王安石定性为“奸臣”，将其钉在耻辱柱上。

当然王安石在世时就没少受针对，秉持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王安石不顾一切的推行新法。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却不赞同，政见不合的两人也从曾经的朋友变为政敌。司马光代表着节流和保守派，受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这群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自己的蛋糕被划分，因此大力打压王安石。

其中也有许多文人带头抨击王安石，比如苏轼的父亲苏洵，作为三苏之首，苏洵考科举不行但是当键盘侠却非常在行。他写的《辨奸论》用古今对比的手法，把王安石批的体无完肤。文章中的“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就差点名批判王安石不近人情。

当然这篇文章多少有点牵强附会和强词夺理，显得“为赋新词强说愁”，毕竟王安石的“青苗变法”确实有可取之处，对当时的北宋而言，利大于弊，甚至是不可多得的救国良策。

奈何王安石本身的局限性，以及朝廷内外的压力都注定新政不会推行太久，而王安石的变法还没有得到显著的成效就被迫停止，这样一来旧党就更加肆无忌惮的攻讦他，毕竟看不到成效，还惹得天怒人怨，你不是奸臣谁是？

虽然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王安石的变法确实高明不少，至少对于当时的北宋而言，比司马光的“藏富于民”思想要先进的多，但是当时的官员却不这么认为。毕竟没有上帝视角的他们，不知道王安石变法的优点，因此他们发挥了键盘侠的输出能力，不仅把王安石赶出了中枢，还让王安石百年之后依旧不得安生，即使死了也要背负“奸臣”之名。

好在经过百年的轮回后，如今的人们知道了王安石的一片良苦用心，也清楚地了解王安石变法确实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社会变革运动。因此对王安石，人们抹去了他“奸臣”的称呼，取而代之的则是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和千古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