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宗师”范文澜先生说：王导是东晋王朝的实际创造者
公元318年，晋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称帝，创建东晋王朝时，一再要求骠骑大将军王导与自己同坐御床，一起接受百官的朝贺。王导恭谨地连连辞让，表示不敢当。
作为一朝的开国帝王，请一位大臣与自己并坐受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难得一见的。
至于司马睿是不是出于真心，我们不得而知，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他不得不那样做。因为，司马睿能够登上帝位，与王导的助力付出密不可分。
王导是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出身高层士族，自幼聪慧睿智。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王导历练成了有着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王导曾任东阁祭酒、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305年，天下动乱之际，王导应邀来到司马睿身边，开始全力以赴地佐助他。
其实，早在青少年时期，王导就与司马睿相识相交，彼此间关系不错。
307年，在西晋王朝日益没落之际，琅邪王司马睿被晋怀帝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
中原局势愈加恶化后，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建议，将自己的驻地由下邳改为更有利于事业发展的建康。
316年，晋愍帝投降汉赵刘曜，西晋灭亡了。随之，司马睿掌控的长江流域一带，变成了新的政治中心，也成了纷纷南下的北方名士的归属、集结之地。
次年，依据王导的谋划，司马睿没有急于复建晋王朝，而是暂时称晋王，纵观、洞察天下大势，为称帝做准备。
为了能让司马睿顺利重建晋王朝，王导为司马睿做了大量的工作。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收拢来自北方的士族做骨干，联络南方的士族做辅助。此举，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因为，北方来的士族间、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就不可能复兴司马氏的晋王朝。
随着北方士族的不断到来，王导劝司马睿选取部分优秀者做属官，以安定这些遭受战乱的北方名士，并为重建晋政权打下基础。
但是，南下的北方士族中的不少人士，怀疑司马睿重建晋王朝的能力，为自己的将来担忧。
他们的担心、顾虑，不是没有根据。司马睿隶属晋宗室中的疏族，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
桓彝（东晋名臣桓温的父亲）刚到建康时，见司马睿势力单薄，缺少宏大的气象，就垂头丧气地感叹道：“我到这里避乱，为的是求个安全。不料，这位当家人（司马睿）看起来如此不济。唉，前途未卜啊！”
王导得知后，就主动找到桓彝，与之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既解释了司马睿当时的实际处境，也描绘了光明的未来。
桓彝听了，觉得王导满腹经纶，是个治国理政的高手，这才安心任职。
为了凝聚、团结北方名士，王导经常与他们聚会谈心。
一次，王导与北方的一些名士在江边聚会宴饮时，酒后的周颐望着滔滔江水，伤感地说：“风景一样美好，只是黄河边换成了长江边！”其他人闻听此言，都不由得痛哭流涕。
王导见状，当即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劝慰他们：“大家不能灰心丧气，要振作精神，尽心竭力地辅助王室，恢复中原失地，再造晋王朝！”
这样，来自北方的流亡士族，在王导的不断安抚、开导下，逐渐趋于稳定。
但是，要想在吴国旧境内，建立以中原士族为骨干的政权，并非易事。
司马睿初到建康时，南方士族都不搭理他。过了大半年，也没有人来拜见他。
这时，王导就和从兄王敦商议决定，必须尽快设法抬升司马睿在江南地区的威望。
于是，王导在一个地方节日到来时，请司马睿乘坐龙辇出巡。王导、王敦和一些北方名士，都骑着马前呼后拥，以凸显司马睿的高贵与尊严。
南方士族领袖顾荣（孙吴丞相顾雍之孙）等见了，大为惊异。随之，顾荣、贺循（孙吴中书令贺邵之子）等相率出现在路旁，谦恭地拜见司马睿。
出巡活动结束后，王导对司马睿说：“顾荣、贺循都是南方士族的领袖人物，如果能将他们两人收为己用，其余的南方士人自然都会前来供职，拥戴您。”
司马睿认为王导说得非常对，并立即让他去请顾荣、贺循，前来相见。
顾、贺二人见王导奉司马睿之命，亲自邀请他们，就应命面见司马睿。从此，南方士族逐渐归附，成为了东晋政权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了与南方士族沟通感情，将他们笼络在新政权周围，王导有时不惜舍弃自己的颜面。
士族中有些不成文的规矩，如崇尚说官话（洛阳话）。王导却常常舍弃官话而说吴语，以示亲近南方士族。
故而，个别北方士人傲慢而不屑地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无语罢了。”王导听了，一笑了之。
王导曾主动向南方士人陆玩请婚。陆玩辞谢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先例。”
碰了一鼻子灰的王导，不但没有介意，而且继续“忍气吞声”地与陆玩交往。
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实际上是瞧不起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其实是轻视北方士族。
最终，在王导的不懈努力下，晋元帝司马睿正式称帝前，南北士族大都认可了司马睿，而且彼此间处在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于是，他们于公元318年，共同推戴司马睿做了东晋王朝的皇帝。
为此，我国的“新史学宗师”范文澜先生说，王导是东晋王朝的实际创造者。
主要参考文献：《晋书》、《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