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书商公会的败退，加速促进了出版业的转变
在18世纪新的发展形势下，英国出版业的传统管理方式也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是出版业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18世纪前，出版业的内部组织书商公会负责管理出版业。同时，国家主要通过许可法案强化书商公会对出版业的管理。
但是18世纪以来，书商公会逐渐失去在出版业管理中的优势，无力控制出版业的发展，而英国官方却逐渐承担起了对出版业的管理。
18世纪时，为何出版业管理方式会发生变化？面对此时出版业的发展，国家采取了什么新的方式加以管理？
书商公会对出版业管理的缺陷
1557年，玛丽一世授予书商公会王室特许状，这使书商公会获得出版审查和垄断权，公会也因此成为君主进行专制统治的工具。
在1695年许可证法案到期之前，没有经过许可的印刷品都是非法的。
书商公会凭借许可法案所规定的权力，可以搜查从事出版业人员的居所，并没收他们的商品。书商公会内部还形成行会管理组织，即助理理事会。
该理事会的成员主要由行会内部的总管、高级和初级管理员中选举产生。
助理理事会对出版业具有绝对的管理权，也通过法令来保护成员的利益，并处理成员之间的利益纠纷。
但是18世纪后，书商公会在出版业中的地位却不断地下降，助力理事会对出版业的管理近乎无效，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18世纪时，出版业对书商资格要求降低，人们不再需要经过专门的学徒期便可从事出版业。
18世纪之前想要从事出版业的人员，必须经过学徒期在书商公会进行正式登记后，才能取得独立经营的权力。
但是，18世纪的书商很多都未受过专业的训练。
书史学家詹姆斯·瑞文的研究发现：“最成功的书商是20个或更多有进取心的书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乡下来到伦敦的，他们之前对这一行业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
在18世纪，即使经过学徒期后的书商，也毋需在书商公会登记后方可营业。库尔在1706年结束学徒期后，便未在书商公会进行登记。
这些书商的背景各异，著名的书商萨缪尔·理查森是德比郡木匠的儿子、约翰·丹顿是神职人员之子，伯纳德·林托是来自苏塞克斯郡的自耕农。
而且许多是半路出家的，或是白手起家的书商成为出版业中的传奇人物，如1768年，海军陆战队中尉约翰·默里以半薪离职转向出版业，并取得成功。
著名书商罗伯特·多兹利和威廉·菜恩曾经是男仆，后来才转行成了书商。他们都在舰队街、科文特花园等出版市场中心开了自己的书店。
书商公会难以控制出版业发展的规模。18世纪前，书商公会严格控制从事出版业的人数、印刷机的数量和经营出版业的地理范围。
书商公会一直通过许可法案把出版业的经营范围控制在伦敦城内。1662年的许可法案，把主要的印刷商数量限制在20家以内。
但是，在18世纪出版业不再局限在伦敦城内，地方出版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书商约翰·彭雷德在1785年，对英国从事出版业的人员进行了一次调查。
这份调查记录了316个城镇中988家从事各种图书贸易活动的公司。书史学家瑞文发现：“17世纪，诺里奇郡有50多位书商、装订工和印刷商在这个城市工作。但在18世纪上半叶，从事出版业上升到80位左右，1800年前又有200位”。
书商公会难以控制在各地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出版业的局势。即使书商公会采取了一些举措，却收效甚微。
书商公会失去出版审查的作用。书商公会自1557年以来，具有对不利于国家统治的印刷品进行搜查的权力。
但是这一权力逐渐被议会所把控，尽管在1662年以前的许可法中，书商公会被赋予了对出版业审查的特权。
但是，1662年的议会许可法中，书商公会对出版审查的作用减弱。“
议会的各项措施使长期以来王室与书商公会的同盟从根本上发生了断裂，1662年许可法确立了议会权威下的许可制度。”
进入18世纪后，书商几乎不再具备对出版进行审查的权力。面对格拉伯街道出现的大量盗版、低俗和损害国家统治的印刷品，书商公会更是无能为力。
书商公会失去对版权的管理权。16世纪末，面对出版业中越来越多的盗版行为，助理理事会采取了一个简单的处理办法，即：“谁先登记了一本书，谁就是该书的唯一拥有者，也是该书印刷权的唯一拥有者，公会的其他成员不得以任何借口优先印刷该书”。
只有公会成员才有资格注册书籍，这使他们对这些书籍拥有永久的版权，权力的转移也只能在成员之间进行。
这项规定未对文学财产、版权期限和作者的权力等作解释。
伴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和分工专业化，不免会引发这些主体间诸多的利益纠纷，但是书商公会的这项规定难以解决这些纠纷。18世纪时，国家逐渐掌握对版权问题的处理权。
史学家罗杰斯所说称：“书商公会一直试图限制印刷机的数量，但通常都失败了；在控制书商的数量方面，它从未取得太多成功，阻止民众从事出版业的措施也越来越少。”
书商公会在18世纪显然已经失去了对出版业的管理权，在出版业中的重要性也不断地降低。
作为出版业权威管理组织的书商公会，为何在18世纪无法对出版业进行有效的管理？
书商公会管理地位下降的原因
18世纪，书商公会几乎已经不再承担出版业管理的职责，失去了自1557年以来在出版业管理中的地位。
书商公会管理地位的下降是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书商公会难以适应出版业的发展。
17世纪以来，出版业发展欣欣向荣，出版物的数量和种类都大为增加。
在出版业的发展下，从事出版业的自由民迅速增加，然而掌握着绝对垄断权的书商总管的数量却没有变化。
这自然会引起其他书商的不满，因此侵权事件迅速地多了起来。
除此以外，书商公会管理地位的下降是英国专制制度瓦解的必然结果。书商公会自1557年后，便成为王室维持绝对统治的工具，对出版业实行了长期的垄断经营。
资产阶级改革时期，书商公会对出版业监管权力逐渐减弱。尽管在斯图亚特王朝恢复后，书商公会仍保留对出版业的控制权。
但是好景不长，在168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最终推翻了王室的专制统治，建立君主立宪体制，议会掌握了国家管理的最高权力。
英国传统出版审查体制并不适应出版业的发展，因为该体制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1695年，出版审查体制也随着许可法案的失效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书商公会无法再借助许可法案对出版业进行有效的管制。
其次，出版业中出现了一些新力量。17世纪末，出版业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商业组织“康格”。书商联盟组织是进行联合出版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书商约翰·邓顿称其为“康格”。“康格”成员通过联合出版的方式，进行垄断贸易以规避风险和换取高额的利润。
康格与书商公会虽然都是出版业组织，但是康格是成员们暂时的结盟，他们既各自独立经营出版事业，同时也捍卫共同利益。
书商公会则是具有高度结构化的组织，并对出版市场的发展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康格是出版商业化发展的产物，成员会定期在咖啡馆等场合开会，以商讨出版的计划。
这些成员进行联合出版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风险或出版成本，并通过控制发行来保护版权。
面对激烈的商业竞争为维护权益，在18世纪末出版业出现了印刷工人公会、排字工人协会等团体。
此时，也出现了许多实力雄厚的现代出版商，他们建立可以进行自我管理的出版社。
书史学家昂温认为“随着执照法的废除和整个行会制度的逐渐解体，出版者行会的重要性下降了。”
总体而言，18世纪书商公会失去了对出版业审查和垄断特权，这与在出版业发展下，1695年出版业审查体系的瓦解和行会制度的衰落相关。
面对书商公会对出版业管理地位的下降，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出版业管理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家不能再依靠书商公会对出版业进行管理，书商也无法在借助书商公会保护自己的权益。
但是面临出版业发展，如果不采取有效的管理举措，就会对产业和社会的发展造成危害。
于是，如何制定一套有效的管理方式，便成为了书商等出版业人士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