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约

1951年11月13日，一份编号为00831的设计合同，由中国重工业部与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签订。

合同主要内容是：苏联帮助中国设计一个年产30000台“吉斯150”卡车的工厂；中方支付设计费315万卢布，并负责所有苏联专家来华时的供应。

1952年12月，前期设计合同完成，苏方将第一期设计方案交付中国。

1953年7月15日上午9点，苏联设计的“一汽”正式在长春孟家屯车站铁路西侧奠基开工。

随着“一汽”的破土动工，举国体制也开始运转。

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调集大批干部支援，建厂所需各种资源由全国保障；邮电部、铁道部为工厂建设开通了专线。在各种有利的氛围中，“一汽”的建设加速进行。

“教”和“学”

苏联对中国的技术转移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教，苏联专家来中国；一个是学，中国派实习生去苏联。

苏联在汽车工业起步时，曾经移植过美国工厂，现在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一汽，可以说是复制了当年的经验。

1931年，当西方世界陷入经济危机时，斯大林利用这一机会，用黄金购买了美国福特公司的卢吉汽车厂，在伏尔加河畔建起了“高尔基汽车厂”，生产嘎斯汽车。

KR11

而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汽车厂，比高尔基汽车厂更为先进，它是位于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车厂”。斯大林汽车厂的拳头产品是吉斯150，仿制自美国万国拖拉机厂的KR11。

处于蜜月期的中苏，合作非常顺畅。苏方从一开始就表示：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设备，援助中国汽车厂就有什么设备；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水平，援助中国汽车厂就有什么样的水平。

苏联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1951年开始，苏联设计院组织了数百人投入设计工作。斯大林汽车厂的总工艺师亲自担任一汽施工图设计组组长，该厂还专门成立了“援建中国一汽办公室”，可见对援建一汽的重视。

对于援建中方的设备，发往中国的前，都要在莫斯科的专门车间里进行最后的调试，验证合格后才允许发货。

在中苏蜜月期，双方的关系非常好。苏联设计院完成设计之后，通知中方去取，数量众多的设计资料交付时，没有任何繁杂的仪式和手续，连收条都不用打。

苏联还先后派出200名专家来华技术指导。据记载，三年间苏联专家共向中方提出书面和口头建议19903条。哪里有问题，他们就在哪里出现，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建议中方派遣员工赴苏联技术实习，也是苏联主动提出的。

斯大林汽车厂厂长克雷罗夫对中方讲：“你们中国第一次建设这么大的厂，为了保证投产后的生产和管理，现在就要考虑派实习生来莫斯科跟班学习，否则将掌握不了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和各项管理。”

1953年上半年，苏联还对中方派苏人数太少提出意见：“你们让大好的时光白白流去，不派人过来，将来你们要发生多少困难！毁坏多少设备！到那时哭也没有用，我要向毛主席告你们的官僚主义。”

由此可见，苏联方面对于培养中国实习生的真切心情。

从1953年2月到1956年，“一汽”一共派出了539名实习生到斯大林汽车厂实习，这些人构成了“一汽”创业阶段的骨干。

当年的实习生回忆说，和苏联的工人师傅搞好关系，让自己受益匪浅，学到了不少书本以外的知识和一些重要信息。

“有一次夜班吃完晚饭后，平时不苟言笑的老调整工萨莎，把我叫到僻静的地方，告诉我要特别注意新模具设计结构上的优点。回国后，我们自己设计制造模具，就完全吸收了那些优点，在制造工艺上我们还进行了创新。”

在斯大林汽车厂跟随两位苏联专家学习过的吴廷松说，“日后我能为一汽自主开发越野车的部件，与两位苏联老师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这次大规模赴苏实习，让中国学生们把从厂长到会计的所有岗位都学习了一遍，这种手把手的教学，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影响是深远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派往斯大林汽车厂实习的中国实习生中，还有江泽民、李岚清这两位日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开花结果

1953年下半年，斯大林汽车厂很贴心地向中方提出，希望中方给中国生产的“吉斯150“取个名字，这样设计图纸和车头标志部分时，就可以标上中方自己的名称。

于是，中方提出了”解放”、“前进”、“胜利”等几个名字向上级请示，最后由毛主席亲自定下“解放”这个名字。中方随后给苏联寄去了毛泽东手书“解放”二字，斯大林汽车厂正式设计进了图纸中。

中方还给“解放”牌取了一个代号—CA10，“C”代表长春、中国，“A”代表第一。

1956年7月13日，在建厂三周年前夕，第一辆解放CA10开出了总装配线，现场一片欢腾。

在刚刚打完朝鲜战争，百废待兴的中国，能以三年的时间建成一座从未有过的汽车厂，堪称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