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每次回国到千年古都——长安（西安）出差、观光的时候，我都会挤出时间到兴庆公园，看看那座纪念日本遣唐使杰出人物——阿倍仲麻吕的纪念碑。

阿倍仲麻吕出身不凡，生于日本奈良时代的贵族世家。幼年时便喜读诗文，对当时盛极一时的中国大唐文化心生神往。公元717年（日本养老元年），他随第九次遣唐使船队远渡重洋，航行在波诡云谲的东海与黄海之上。彼时，他只是一个年仅19岁的意气风发的青年，怀揣“慕华之情”，期望在这片文明璀璨的土地上探寻智慧与真理。

抵达长安后，大唐的雄伟气象无处不在：朱雀大街阔若千尺，来往马车、行人、商贩川流不息；青瓦飞檐的宫殿在阳光下金碧辉煌，一如他在日本诗文中想象过的庄严与壮丽。阿倍仲麻吕目不暇接，他在国子监太学里啃读经史，夜以继日，也与四方来客交流切磋。学识与才情，让他得以在众多留学生中脱颖而出。汉字的笔画在纸上铮铮勃发，他那日语的韵律也在唐诗的格律中回荡。很快，他在同窗中赢得了“文采华茂”的名声。

在长安的岁月里，阿倍仲麻吕结交了许多文人骚客，也曾与李白、王维等诗家唱和。酒席间，觥筹交错，李白放情纵酒、才气似游龙，王维清隽的笔调如溪水般温柔，而阿倍仲麻吕则怀抱异域风情与满腔热诚，时常以清丽婉转的诗句令同侪们惊叹。他也曾在御前献诗，惊动宫廷上下，大唐王朝的第六位皇帝——唐玄宗御笔授意，为他赐名“晁衡”。从此，他以“晁衡”为新身份，开始了在大唐官场中的任职生涯。

大唐开元年间，政治与文化交相辉映，阿倍仲麻吕身上的官职也频获升迁，但仕途的荣耀并不能消解他心底的离愁。一次次听闻有新一批的日本使节来唐，他都想方设法打听是否有返乡船队可以捎他回去。公元753年，他终于迎来了机会，得以登船归国。可命运似乎和他开了玩笑：海上风暴骤起，船只触礁，葬送了他重返故乡的愿望。茫茫大海间，他只能再度折回明州（今宁波一带），驻足望向水天相接之处，心中酸楚。此后，数次归国尝试皆被风浪、政局或其他变故阻隔，终究未能了却他的夙愿。

岁月如白驹过隙，曾经的青年已渐渐沧桑，时光在他的鬓角上留下了银丝。成为“晁衡”的他，虽在大唐屡获器重，却更像是飘零的孤雁，虽寄居广袤的天空，却始终渴望家园的那片林木。于是，在思念最浓时，他便以诗歌寄托，写下动人的句子。他曾于明州之滨，倚着江边渔火，对月赋诗；也曾在长安的深巷里，噙着泪光，回想起奈良的静夜与花香。那种对故国的绵长思念，跃然纸上，字里行间，既是血脉相连的哀愁，更是对命运无可奈何的叹息。

大唐盛世的余晖，照亮了他一生的旅程，也为他的人生勾勒出惊艳的光影。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兢兢业业地为大唐效力，或往来于边地，或任职于朝堂，却再未能踏上归途。传说有一年他在宴席上与李白偶遇，酒酣耳热后，便相对感叹：彼此虽同饮一江春水，却有不同的乡愁。李白思念家乡青莲故里，而阿倍仲麻吕眺望的，则是千里之外的岛国。二人对酒当歌，默默分尝了此生种种羁旅的酸辛。

公元770年，阿倍仲麻吕客死长安，享年73岁。有人说，他的最后时刻，眼中是泪还是笑，连他自己都分不清。54年的宦游岁月里，他攀过了仕途之峰，却终究未能返乡。

今天再读阿倍仲麻吕的诗文，依然能感受到一个漂泊者的柔肠与担当。他曾在乡愁的悲歌里找寻信念，在万里他乡的官道上彰显赤子之心。或许，他的一生注定是归不得的长别，但也正因这份长别，他才成就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2025年3月10日写于日本千叶丰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