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搭民烧”指明清时期景德镇御器（窑）厂委派民间窑场烧造御用瓷器。它在御器厂官作系统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作为一种另类御瓷生产形式，是明晚期官窑与民窑发展到特殊阶段的产物。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江西按察使王宗沐在其所撰的《江西省大志》中最早提及“官搭民烧”这一生产形式，“鱼缸御器，细腻脆薄，最为难成，官匠因循，管厂之官乃以散之民窑，历岁相仍”[1]。万历时期，陆万垓增补的《陶书》也提道：“旧规本厂（指御器厂）凡遇部限瓷器照常烧造，不预散窑，惟钦限瓷器数多限逼，一时凑办不及，则分派散窑，择其堪用者凑解，固一时之权法也。”[2]当御用瓷器烧造数量大，限期紧时，御器厂来不及置办，就会分派给民窑烧造，挑选能用的凑数，解运至京。从“权法”二字来看，最初实行“官搭民烧”是权宜之计，御器厂派烧民窑的时间不固定，烧造的产品不确定。严格来说，明代的“官搭民烧”不是一项正式的陶政制度，与清代官、民窑之间进行长期且紧密合作的情况有所不同。但随着明晚期御用瓷器的供需矛盾不断加深，“官塔民烧”也逐渐趋于制度化[3]。

具体而言，明晚期“官搭民烧”的发展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明晚期御用瓷器需求量大[4]，而御器厂的烧造能力有限[5]；二是明晚期景德镇民间窑场空前发展，工艺技术日臻成熟，且大量民间从业人员和制瓷作坊拱绕在御器厂周边，便于厂官加以利用。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过讨论[6]，近年来御窑厂和民窑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使学界进一步深化了该认识。2014年御窑厂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嘉靖时期，御器厂生产进入了转变期，明中期在今御窑厂遗址范围内普遍分布的官窑生产作坊在这一时期大量萎缩，许多官窑作坊转为生产具有民窑瓷器风格的器物[7]。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墓志铭青花瓷盘（图一、二）即是一例，此盘盘底落款“御器厂造”，整器却展现出典型民窑瓷器风格[8]。可见此时的御器厂正处于转变期，其曾经严密的生产与管理制度走向崩塌[9]。反观民窑遗址，2012年落马桥窑址考古发掘出土的第四期（嘉靖早期至崇祯时期）遗物十分丰富，相较于明中期，此期瓷器种类增加，造型和装饰更加多样，相同的情况也见于御窑厂周边的民窑遗址，表明此阶段景德镇民窑瓷器生产进入了高峰期[10]，传世所见同时期瓷器也数量众多。

图一　明万历二十二年“御器厂造”铭青花对凤牡丹纹盘心

图二　明万历二十二年“御器厂造”铭青花对凤牡丹纹盘底

目前，在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中心区，即沿昌江分布的镇区“十三里窑场”[11]范围内，观音阁和落马桥窑址是两处为数不多经过正式发掘的民窑遗址。其中均出土了有关明晚期“官搭民烧”的实物。由此，明代“官搭民烧”的研究得以从单纯依赖史料推进到史料与考古实物相结合的层面。

一　明晚期“官搭民烧”的考古发现

观音阁窑址位于景德镇市北郊3公里处的昌江东岸，是“十三里窑场”最北的一处。2007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联合对该窑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遗存年代主要集中于明中晚期。发掘简报称，在第三期（嘉靖时期）地层中出土了一件刻有“□□嘉□□制”款的白釉盘和一件青花五爪龙纹碗残片，两件标本的胎、釉、青花色泽俱佳，因为书有官款或绘有官样，所以被认为与“官搭民烧”有关[12]。

更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来自落马桥窑址，其位于镇区南部（图三）[13]。2012~2014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该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北宋后期至清末的遗存。落马桥窑址是目前在镇区范围内发掘的遗存年代跨度最长、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的一处民窑遗址。尤其是窑址内明清时期地层连续，遗迹、遗物丰富，填补了多项空白，对于了解镇区内民间窑场的发展脉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次发掘共出土了152件（片）嘉靖时期的彩釉瓷半成品[14]，主要出土于第四期（嘉靖至崇祯时期）地层[15]。这些半成品的器类有碗（图四）、盘（图六）、杯（图八）三种（图一四），器身均素胎，器底以青花书年号款，经施釉后高温烧成。足底的青花款识有三种：第一种是“大明嘉靖年制”款（图七），为常见的双行六字楷书款（图一一）[16]；第二种是钱币式的“嘉靖年制”款（图九），相对少见[17]；第三种是“大明成化年制”的仿款（也称“寄托款”）（图五）。

图三　《浮梁县志》“景德镇图”

（根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康熙二十一年刊本改绘）

图四　黄釉瓷半成品碗（T25②c:301）

图五　黄釉瓷半成品碗（T25②c:301）外底

图六　黄釉瓷半成品盘（T25②c:300）

图七　黄釉瓷半成品盘（T25②c:300）外底

图八　黄釉瓷半成品杯（T25②c:33）

图九　黄釉瓷半成品杯（T25②c:33）外底

图一〇　嘉靖暗刻花卉纹黄釉碗

图一一　嘉靖暗刻花卉纹黄釉碗外底

从外部特征看，这些黄釉瓷和半成品的质量极高，具体表现在：器形周正，胎质细腻且有油质感，白釉莹润光亮，青花发色幽蓝，款识书写工整，整体制作精细，质量非普通的民窑瓷器可比，而与御窑厂遗址出土嘉靖官窑瓷器相近（图一二）[18]。同地层还出土了4片形制、款识相同的黄釉瓷盘和碗残片（图一三）。对比可知，这些半成品应为黄釉瓷的半成品。此外，对半成品与黄釉瓷的胎、釉、钴料进行科技检测后，得知二者成分基本一致，可进一步确定。

图一二　落马桥窑址与御窑厂遗址出土明嘉靖瓷器款识对比

1. 落马桥窑址出土黄釉瓷半成品盘（T25②c:300）　 2. 落马桥窑址出土黄釉瓷半成品杯（T25②c:359）　3. 御窑厂遗址出土蓝釉盘（TN33W15⑨:52）　4. 御窑厂遗 址出土黄地绿彩碗（TN33W16⑨:54）

图一三　黄釉碗残片（T2④:13）

图一四　落马桥窑址出土明嘉靖黄釉瓷半成品

1. 杯（T25②c:33） 2、4. 碗（T25②c:301、354） 3. 盘（T25②c:300） （1 为 1/2，3 为 1/4，余为 1/3）

二　出土标本反映的相关问题

1.印证了文献中关于御器厂选派民间窑场的记载

《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窑制”条载：“分派烧造，宜于本厂（御器厂）附近里仁、镇市及长乡三都。”[19]对照《浮梁县志》“景德镇图”可知，此三都分布于昌江两岸，里仁和镇市都位于昌江东岸，长乡都位于西岸。里仁都下辖五图[20]，其范围北至观音阁一带，南至十八桥一带。镇市都北接里仁二图，南至南河，落马桥窑址即位于镇市都[21]。综上，两处窑址的考古发现印证了文献记载。

选择里仁、镇市、长乡三都的窑场作为派烧对象应有如下现实考虑：首先，占据地利之便。这三地的大量民窑作坊呈“品”字形分布在御器厂的北、南和西侧，近者咫尺之隔，远者距离三五里，便于御器厂官员进行及时的沟通和监督，也便于民窑户从厂内获取部分原料以及运回烧成后的瓷器。其次，拥有大量可供使用的生产设备，特别是烧造环节最为重要的窑炉。再次，人员、技术辐辏。该区域是景德镇民窑生产的核心区，从业者众，制瓷技术先进，其中不乏在厂应役或被雇佣的匠人，熟悉厂内外情况。

湖田窑作为景德镇早期窑业（五代至元代）中心窑场，至明代已经衰落，且和御器厂有较远距离，文献称之为“远乡窑户”，因此未被选作“官搭民烧”的对象。但有技术的匠人仍然可以为官所用，以招募的形式赴厂帮工[22]。可见，“官搭民烧”的实质是充分占用民窑的生产资料，包括周边民窑户的生产设备以及大批技术人员，以完成大量御用瓷器的烧造任务。

2.嘉靖时期民窑制瓷水平很高，在烧造御用瓷器时尤为精心

落马桥窑址出土的黄釉瓷及其半成品，无论是制胎、成型还是施釉、写款都一丝不苟，与御器厂烧造的同时期官窑瓷器相比，质量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反映出嘉靖时期景德镇民窑制瓷水平很高。结合史料看，明晚期民窑与官窑之间因烧造瓷器性质不同，从而形成生产方式上的差异，但不存在技术鸿沟。例如《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比较了二者在烧成环节的区别：其中满（码）窑方面，民窑充分利用窑内的空间，按器物质量优劣满窑，最好的器物放在窑炉中部，前后放粗制器，不浪费任何窑位；而官窑为了保证烧出的瓷器质量一致，只选取最好的窑位烧瓷，对于民窑而言尚可用来装烧粗瓷的前部窑位，官窑则仅放空匣钵障火，因此“官窑之器淳，民窑之器杂，制繇异也”[23]。但民窑户为保证所烧瓷器质量，则必定会使用窑炉中最好的窑位装烧御用瓷器。

科技分析表明，这些器物在制作时使用了特殊的原料，尤其是泥料。在经检测的3件黄釉瓷和17件半成品中，瓷胎中Al2O3的平均含量高达25.30%，这与同时期一般民窑和官窑制品均有很大差异。通过抽选落马桥窑址出土的明清各时期青花瓷残片113片，并进行胎、釉、料方面的科技检测后，得知瓷胎中的 Al2O3含量均未超过23%。在年代为明代晚期的13片标本中，胎中 Al2O3的平均含量仅为17%。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同时期官窑瓷器，瓷胎中 Al2O3含量也基本不超过22%。可见，落马桥窑场在生产这批御用黄釉瓷时，使用了经过特殊配比的原料，瓷胎中高岭土约占比30%~40%[24]。

由此推断，这批黄釉瓷可能拥有特殊用途，或者是“官搭民烧”初期阶段的产品。此时官方对瓷器质量的要求和掌控均十分严格，因此产品质量极高。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些民窑遗址出土了万历时期书写官款、绘有龙纹的瓷器，但多书款不正，绘画也略显草率，明显有应付之嫌，与文献记载“民窑狡诈，人百其心，乘限期紧并多以歪斜浅淡瓷器塞责”[25]可相对照。

3.丰富了对“官搭民烧”瓷器品种、制作工艺和生产形式的认识

观音阁、落马桥窑址出土的“官搭民烧”瓷器标本使我们了解到，嘉靖时期，民窑户被派烧的瓷器品类除青花瓷外，也有黄釉瓷等颜色釉瓷器。嘉靖一朝的黄釉瓷虽然在整体质量和烧造数量上无法与明中期三朝（成化、弘治和正德），尤其是弘治娇黄釉相比，但伴随着嘉靖九年（1530年），南郊祭天、北郊祭地、东郊祭日、西郊祭月的四郊分祀之制议定，明世宗命景德镇烧造与之对应的青（蓝）、黄、赤（红）、白四色祭器，黄釉瓷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烧造数量也有所增多[26]。虽然目前尚不清楚民间窑场在这一时期是否参与烧造了用于皇家祭祀的黄釉瓷，但落马桥窑址出土的黄釉瓷及其半成品确切表明，嘉靖时期御用黄釉瓷的生产已经不局限于御器厂之内了。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明嘉靖时期的黄釉瓷是否存在底釉。根据郑乃章等学者的研究，明清两朝黄釉的化学组成基本一致，但釉层结构分为有底釉和无底釉两类，经测试，除明成化、弘治、正德和民国时期的样品中有底釉外，明万历和清道光、光绪等朝的样品均无底釉[27]。侯佳钰等对弘治和康熙黄釉瓷的科技分析再次验证了这一结论[28]。落马桥窑址出土的半成品，器身素胎，器底施透明釉，说明黄釉直接施于胎体上，与清代黄釉瓷的制作工艺吻合。但另一篇研究文章公布的嘉靖黄釉断面光学显微照片显示，黄釉施于透明底釉之上[29]。此外，1987年御窑厂遗址出土的一件嘉靖黄釉碗底残片[30]，外足墙部分的黄釉施釉不均（可能是施釉时留下的指痕），露出了白色底釉（图一〇），类似情况也见于其他遗址出土和传世器物。由此分析，嘉靖时期可能存在以上两种不同的黄釉制作工艺，或可视为黄釉瓷从有底釉向无底釉发展的过渡期。

关于官搭民烧的生产形式，以往有学者通过研读史料，提出“分派烧造”“定给民窑”“包烧”三种[31]，就生产工序而言，并不能确认民窑窑户除烧造瓷器外，也参与了器物的制作。落马桥窑址同时出土黄釉瓷成品与半成品则表明该窑场不仅负责高温烧成瓷器，至少还承担了施黄釉和二次低温烧成的环节。综合器物胎、釉、钴料的科技检测数据推断，落马桥窑场很有可能独自完成了这批瓷器从成型、施釉到烧成的完整工序。由此证实，在明晚期的“官搭民烧”瓷器生产中，除了“包烧”，还存在“包作包烧”的形式，而不像清乾隆以后单纯的官搭民“烧”，瓷器主要在厂内完成制作，再由民窑户负责烧成[32]。

三　结 语

本文以发掘资料为基础并结合史料，对“官搭民烧”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落马桥窑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黄釉瓷及其半成品，这说明嘉靖时期镇区的民窑场制瓷水平很高，因此这一时期“官搭民烧”得以实行。落马桥窑场的工匠在制作这批黄釉瓷时，使用了新配方制胎，制作精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其不同寻常的意义。成品与半成品同时出土，则表明此时的民窑场也参与了御用瓷器的制作，而不仅负责烧成。观音阁、落马桥两处窑址的相关考古发现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文献的空白，但需明确，目前出土的实物资料还很有限，许多问题尚难解决，仍有赖于未来更多的相关考古与研究工作。

[1]（明）王宗沐著、黄长椿等点校《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设官”条，第369页，中华书局，2018年。

[2]（明）王宗沐纂修、陆万垓增修《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窑制”条，《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七七九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

[3]《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窑制”条载：“今遇烧造，官窑户辄布置民窑，而民窑且不克事也，斯官匠独习惯其制。”同[1]，第371页。

[5]有学者对嘉靖、万历时期御器厂的装烧能力进行了推算，结论是御器厂仅凭一己之力不足以完成数量巨大的御用瓷器烧造任务，在承接了钦限瓷器的任务后不得不借助民窑之力。参见王光尧《嘉靖至万历时期御窑制度的变化及御窑瓷器年谱》，《中国古代官窑制度·二》，故宫出版社，2017年。

[6]赵宏《“官搭民烧”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1期；王光尧《嘉靖至万历时期御窑制度的变化及御窑瓷器年谱》，《中国古代官窑制度·二》，故宫出版社，2017年。

[7]秦大树等《景德镇御窑厂遗址2014年发掘收获与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17年第8期。

[8]这件青花盘具有典型的民窑瓷器风格，器物内壁绘对凤牡丹纹，外壁绘狮子戏球纹。器底以青花书写墓志铭文：“石城县坊郭里熊门陈氏，石中里白茅塘陈玉爵公之女也，配汝行公，生子三：长曰墀，仪宾；次曰兆祯，癛生；幼曰兆泰，令史。寿盘万年不替耳。大明万历二十二年四月吉日，御器厂造。”Cohen & Cohen,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Antwerp, 2019, pp.6-9, No.2.

[9]高宪平、秦大树《从考古发现看明末御器厂内的瓷器生产活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4年第7期。

[10]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景德镇落马桥红光瓷厂窑址明清遗存发掘简报》，《文物》2020年第11期；秦大树等《落马桥窑址明清遗存发掘的收获及相关问题》，《文物》2020年第11期；高宪平《明清景德镇民营制瓷手工业的考古学研究——以落马桥窑址发掘为基础》，第335~341页，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

[11]关于“十三里窑场”的提法，至迟在明嘉靖时期的文献中已经出现，如《江西省大志》记载的“十三里内窑座”。但表述最为清楚且广为引用的文献，是清嘉庆时期景德镇人蓝浦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全书开篇即言明：“景德镇，属浮梁之兴西乡，去城二十五里，在昌江之南，故称昌南镇，其自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嘴，前、后街计十三里，故又有陶阳十三里之称。”（清）蓝浦、郑廷桂著，欧阳琛、周秋生校点，卢家明、左行培注释《景德镇陶录校注》卷一“图说”，第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此条文献也表明，在清代，“十三里窑场”已成为“景德镇”的代名词。

[1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2期。

[13]（清）陈淯等修、邓熝等纂《浮梁县志》卷一《舆地志》“沿革”，《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八三五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

[14]同[10]。

[15]少数标本出自晚期地层，当为扰动所致。出土彩釉瓷半成品残片的地层或遗迹中也出土一般的民窑瓷片，可见前者在埋藏方式上并无特别之处。2023年至今，在落马桥窑址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中又出土了多件同类瓷器残片。

[16]故宫博物院等《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上），第247页，图150，故宫出版社，2018年。

[17]香港怀海堂收藏的一件青花缠枝花卉寿字纹罐，底部落款方式与此相同。见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机睱明道：怀海堂藏明代中晚期官窑瓷器》，第180~181页，图3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

[18]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8期。

[19]同[2]。

[20]关于都图制的讨论，参见徐茂明《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基层组织演变述论》，《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21]（清）陈淯等修、邓熝等纂《浮梁县志》卷三《建置志》“津梁”载“镇市都拱辰桥（正统里人刘士护建）、落马桥”，《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八三五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

[22]同[1]，第372页。

[23]同[1]，第371页。

[24]实验样品检测与分析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锋副教授课题组的马仁杰博士进行，谨致谢忱。

[25]同[2]。

[26]高宪平《明嘉靖祭祀用瓷新探》，《文物》2020年第11期。

[27]郑乃章等《明清以来景德镇低温黄釉的初步研究》，《建筑材料学报》2008年第4期。

[28]侯佳钰等《明弘治、清康熙黄釉黄彩的无损分析对比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21年第1期。

[29]侯佳钰等《明清宫廷黄釉瓷的科学研究》，《故宫学刊》（总第23辑），故宫出版社，2022年。

[30]同[16]。

[31]王钰欣《明清两代江西景德镇的官窑生产与陶政》，《清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2年。

[32]清乾隆八年（1743年）唐英奉旨编写的《陶冶图编次》“成坯入窑”载：“瓷坯既成，装以匣钵，送至窑户家。”引自张发颖主编《唐英全集》（第四册），学苑出版社，2008年。这说明瓷坯在御器厂完成制作后，再送至邻近的民窑户进行烧造。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发生的“白土案”中，星子县民提道：“御窑制造上用瓷器，亦须配用，例系官窑做成泥坯，仍在民窑分烧成器，并非另有官窑，若民窑无高岭配用，一经停歇，必致贻误。”引自（清）盛元等纂修《南康府志》卷四《地理·物产》“白土案”，《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九八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此条文献则强调御用瓷器完全由民间窑场负责烧成。

作者：高宪平（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原文刊于：《文物》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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