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严重地影响了大唐王朝的朝政，并将其逐渐窒息了。但是，“藩镇割据”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藩镇“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下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其中的缘由。

一、藩镇的彼此关系是相制约。

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王朝的藩镇主要有四大类型：

(1)河朔割据型（简称河朔型）：魏博、成德、卢龙、易定、沧景、淮西、淄青；(2)中原防遏型（简称中原型）：宣武、忠武、武宁、河阳、义成、昭义、河东、陕虢、山南东、河中、金商；(3)边疆御边型（简称边疆型），分西北疆与西南疆两部分； (4)东南财源型（简称东南型）：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荆南。

大唐王朝后期的藩镇割据形势图

这些藩镇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其它时代的割据政权之间的关系。如，河朔型与中原型藩镇是抗击与防抗击的对峙关系；中原型与边疆型藩镇之间是平衡系；中原、边疆型藩镇与东南型藩镇和大唐朝廷存在着相互依赖的武力、财力关系，等等。

由此可见，唐朝的藩镇之间是一个互相关联而又互相束缚的矛盾统一整体。唐朝的藩镇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割据对立”的关系。它们同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藩镇割据是有着一定区别的。

唐王朝本身虽然没有一支强大的禁军或卫戍之类的武装力量，但由于藩镇之间的这种相互制约关系的存在，却使得任何藩镇都不敢轻举妄动，都不能肆无忌惮地各行其是。

因此，《宋史·尹源传》说：“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二、藩镇的军队士兵是雇佣型。

唐代藩镇拥有的军队不同于一般的军队。他们是“常虚耗衣粮，无所事”的雇佣型的专职士兵。他们与战时为兵勇、和平时即为农耕者的兵种不同。他们与藩镇主帅之间是契约关系，而不具有农奴兵那样的很强的依附性。

正在接受训教的军兵（剧照）

他们的职业，是士兵；他们的谋生手段，是当兵。养家糊口全靠“军旅”。《新唐书》之《田承嗣附悦传》中说，他们是“仰缣廪养父母妻子”。因此，一旦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影响了他们的军旅收入，必然会激起他们的强烈反对，不惜作“忘身徇利”的斗争。

被激怒欲作乱的军兵（剧照）

既然藩镇士兵从军的主要目的是谋生存、求活路，自然不愿意参加这样或那样的费力不讨好，还有可能伤损生命的战争。

也就是说，他们执着于“诚且愿保目前，不敢复有侥冀”。那么，如果藩镇主帅好战，引领他们参加战争，势必会遭到军士的反对，甚至颠覆。

如《东观奏记》记载，中原型的武宁军的节度使康季荣，“不恤士卒，部下噪而逐之”；《资治通鉴》记载，大中时的南方藩镇“数有不宁”，也是因为藩镇主帅“停废将士，减削衣粮”，等等。

藩镇首领康季荣（剧照）

这样一来，藩镇的行动，尤其是军事行动，就在一定程上被限制了。藩镇不但不能为所欲为，不能恣意反叛朝廷，而且还得时不时地“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资治通鉴》）。

三、利益矛盾因军费被转化了。

安史之乱以前，全国的财赋收入由中央政府统一调配。安史之乱爆发后，战乱使唐王朝统治体系紊乱，甚至瘫痪。

安史之乱之战争场景

因而，大唐朝廷很难再统筹、调拨物资军需以供应作战军队。于是，朝廷下达了战时诏令，各军镇“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资治通鉴》），随之，军队的一应开支完全由地方自筹自支了。

军队费用收支归属地方后，藩镇就掌控了地方上的财权。这样一来，藩镇的权势虽然得到了增强，地位得到了巩固，但也意味着军兵与藩镇存在了“切身利益”的矛盾。

也就是说，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由原来的军兵与中央政权之间，转换成了军兵与藩镇之间。这样，军兵为维护、确保自己的实际利益，紧盯着的就必然是藩镇，而不再是大唐中央政府。

被逼迫的大唐天子（剧照）

综上所述，由于大唐王朝的藩镇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就不容易出现其挟持中央政府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