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元旦刚过，蒋介石一直在为第二次“围剿”红军的兵源伤脑筋。

这一天，他望着墙上的“围剿形势图”，又陷入了沉思：江西穷山恶水，让中央军去“围剿”，我实在觉得不值，杀鸡焉用牛刀呢！

不过，红军也是个硬茬，上次“围剿”连张辉瓒的性命都赔上了，可不能让中央军去涉险。那么到底派谁去合适呢？

他想来想去，确定了一个原则——这一次少不了又要打杂牌了，不过这东西就看你怎么用，调遣不恰当，只会让忠于我的部队吃亏；用得好，杂牌也能够以一当十，化腐朽为神奇！

于是蒋介石坐下来，喝了口水，定定神，翻看起桌上的各军情况密报。

突然，他看到一份从山东济宁来的情报，说新近从中原战场上收编来的冯玉祥旧部第26军（下辖第25、第27两个师，孙连仲为总指挥兼第25师师长，高树勋为第27师师长，赵博生为总参谋长）存有异心，仍与已经退隐山西的冯玉祥来往甚密。

这份情报交代得非常详细，甚至包括哪一天冯玉祥与他的老部下共进晚餐，谈了些什么内容；哪一天孙连仲跟冯通了什么信；双方各派什么人保持联络……

看着这一切，蒋介石并没暴跳如雷，他还十分欣喜：何不来个一石二鸟之计？

他的如意算盘是——将第26军调到前线去“围剿”，若他们听从，就可以达到既灭红军又除异己的目的；若其不从，就能以此为借口铲平第26军，免得他们留在北方生乱。反正无论怎样，蒋介石都吃不了亏。

打定主意后，蒋介石叫来副官，说：“给济宁方面拍电，让第26军于3月15日前在江西宁都集结，参加第二次‘围剿’。”

电报发出后，第26军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士兵们都不愿远离家乡，到“潮湿而多瘴气”的江西去，况且蒋介石常克扣杂牌军的供给，他们也不想为其卖命，加之红军的厉害他们也素有耳闻，心存疑惧，军心不稳。

孙连仲、高树勋他们也是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当然很清楚，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已经窥破了他们的所为。对他们来说，去的话怕被红军消灭，正遂了蒋介石的心愿；不去则给了蒋介石口实，迟早会被蒋铲除，真是进退两难啊！

蒋介石当然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可不想失去一支劲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哪有见利不动心的人？冯玉祥的旧部素来被冯管得死死的，他们都穷得叫苦连天，此刻一脱离束缚，当然会绞尽脑汁求财。

于是，蒋介石派心腹张群、杨永泰携巨款400万元，在第26军将领中上下打点，孙、高、赵等人见钱眼开，心思活动起来。

这天，蒋介石一早就吩咐道：“给我接济宁第26军军部。”

电话接通了，听筒那边传来孙连仲微微有些发颤的声音：“是蒋委员长吗？”

蒋介石很爽朗地笑了：“连仲吗？自从上次徐州之役你投诚后，我们就一直没有见面，你一向可好呀？”

“多蒙委员长关心。末将乃是小小一员降将，承蒙委员长如此抬爱，真是愧不敢当啊！”

蒋介石干笑一声道：“哪里哪里，连仲你是一名勇将，当年在冯将军手下我就早闻你战功赫赫了——哦，对了，自从冯将军下野之后，听说你还跟他有交往，他一向还好吧？我和他虽然因政见不同而兵戎相见，但我对他还是心仪已久的。”

孙连仲顿时出了一声冷汗：果然来了。他连连辩解道：“委员长您别误会，我跟他只是私人交谊，并不涉及军务。”

“不，不，你多心了，你对党国一向忠心不贰，我是知道的。况且我素来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对于你，我是放心的。”

蒋介石话锋一转，“对了，我让张群他们去你那儿，也是知道你近来军中缺饷，一点个人心意嘛！以后你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一定要跟我讲，不要客气，今后我还有多多借重你呢！”

电话那头传来一迭连声的感谢，蒋介石又说：“剿共一事宜早不宜迟，不知你那边准备得怎么样了？你要抓紧时间，不要贻误军机啊！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免得影响你的军务。”

孙连仲接完这个电话之后惊魂未定，他对蒋介石这一番软硬兼施自然不能全信，不过这几百万让他也花了眼：既然逃不了，那也只好暂时听命于蒋，以后再作打算。

蒋介石倒是很得意，他知道他的话已经奏了效，这400万元花得真值！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第26军参谋长赵博生竟是中共秘密党员，几个月后他率领手下17000多人在宁都起义，还带去20000多件武器，使危急之中的红军兵力和战斗力大为增强，可谓雪中送炭。这支部队被改编为红五军团，成为一大主力。

到了1945年10月，时任新八军军长的高树勋也脱离了国民党阵营，在邯郸前线起义，为解放军带去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后被开国领袖称赞“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大忙。”

总之，蒋介石花400万买来的这支部队，却两次在我军困难时期“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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