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键盘侠，是指当今网络上一种不良生态下的网友群体，他们在网络上占据道德据高点抨击社会，嘴炮打得很强，却在现实中碌碌无为。而在明朝晚期的朝廷上，也存在着这样的“键盘侠”，不过，体现的形式是党争。

党争这件事，在中国古代其实并不新鲜。唐有牛党李党之争，宋有新派旧派之议，明初也有淮西浙东两大集团，至于明末更是五花八门，除了众所周知的阉党、东林以外，还有齐、楚、浙等以地域为单位的结党。从党争时长来说，宋朝的新旧之争和延续几乎贯穿有宋一朝，但就波及程度和影响程度而言，明末的党争绝对是冠绝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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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晚期的党争要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京察说起。京察，就是明朝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在明孝宗以后规定为六年一次。在这次京察中，针对的目标是当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

在此前的万历十四年（1586年），还是阁臣王锡爵和后来搞事的吏部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有过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王锡爵说：“当今所最怪事，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

顾宪成立即回话讥讽王锡爵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

王锡爵和顾宪成各自代表各自立场，王锡爵认为：“庙堂所认可的，在外必然遭到反对。”而顾宪成持有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庙堂上并不认可他们中底层官僚的意见，早在这时，明朝的高层官僚和中底层之间官僚就隐隐对立。

而万历皇帝二十一年（1593年）的京察实际上就是一场中底层官吏对于高层官僚的攻击事件。由吏部尚书孙鑨、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还有顾宪成主导。在一番斗争后，以王锡爵为代表的阁臣团体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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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孙鑨等被票拟后收拾东西回家，高攀龙被贬去当了地方官。一年过后，王锡爵在帮万历皇帝打掉一大批要搞事的官吏后，他也提出致仕，国家似乎又回到了从前的轨迹。

不甘寂寞的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在被罢官被贬以后聚到了一起，他们在无锡的东林书院开始了讲学。他们聚起了一批在万历年间不得志的官吏，还拉拢了一些在朝官僚，和反对税使的李三才对上了眼。由此，代表中底层官僚和缙绅利益的东林党诞生。

在掌控舆论能力开始不断下放之后，东林党逐渐壮大，其他在朝官员也纷纷拉开了结党的序幕。浙江籍的官员结为浙党，湖广来的结为楚党，山东人士结为齐党。结党之风已经弥漫整个万历朝堂。

从朝堂上来说，明朝党争几乎从万历末年直到南明弘光朝，甚至于在崇祯二年以后，党争的余波从朝堂扩向民间，诸如以士绅为核心力量的结社活动开始盛行于南方，对晚明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万历末年时的矿税之争和明末三大案定性问题，是晚明党争的一个缩影，也是晚明党争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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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历中后期，由于不合时宜的财税制度，加上三大征的开支，国库早已空空见底，财政入不敷出，改善财政问题无外乎四个字——开源节流。对于一个大帝国而言，节流很难，朱翊钧想做的，除传统税收以外另开财路。

万历皇帝在当时想到的是开矿还有直接在地方收取商税，开矿这件事，在有明一朝屡禁屡开。万历皇帝和后来的天启皇帝在开辟财源都是一个想法，绕开户部，收入内承运库（皇帝的小金库）调用。

万历皇帝瞄准的目标，是以苏州为主的东南富庶地区，这些举动无疑触及到以文官集团代表的缙绅阶级的利益，李三才等商人家庭出身或者缙绅家庭出身的官员纷纷上疏指责。

税款的征收受到许多掣肘不说，在国家四境之内，不断有市民在地方政府的默认中发生暴乱。在打击面太大的情况下，万历皇帝不过是戴着镣铐跳舞罢了。

而明末三大案件的定性问题，将晚明党争推向了一个顶峰。明末三案分别为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在天启年间，三大案的风波还未平息，天启皇帝却借三大案的定性问题对东林党大力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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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启皇帝朱由校登位之初，他是相信东林党人的。但是后来他发现，东林党人非常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打击政敌，夸夸其谈却干不出什么实事，东林党人袁应泰在辽东还把辽阳丢了，而此时文官们却还在喋喋不休的争吵，对其开始反感的朱由校下了一道旨：

“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览科道官，屡疏纷嚣，全无正论。辽左继陷，皆因经抚不和，以致官民涂炭。朕深切惊忧，昨张鹤鸣慷慨自请视师，具见忠义为国。江秉谦妄言乱政，已从轻薄罚，今又结党渎奏，各逞已见。不恤国家之急，臣谊何在？尔部院便传与大小各官，以后务要虚心，协力共图宗社大计。将当行事，务着实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乱言，溷淆是非的，决不姑息。”

皇帝的意思很明确，辽东已经失守了，你们还整天在这对喷，党同伐异，连个方案都没有，在你们心里还有我这个皇帝和我们这个国家吗？

小皇帝的愤怒显然没有引起文官们的注意，大小官员并没有因此有半分收敛，天启皇帝在两个月后再下了谕旨斥责，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再有结党排诬的，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俨然是皇帝对于各位朝廷“键盘侠”的最后通牒。

天启皇帝在此时已然彻底厌烦了这群整天互相扣帽子的文人。到了天启三年，魏忠贤提督东厂，顾秉谦、魏广微等废东林党入阁，同时各个以区域结成的党派纷纷趋附魏忠贤，晚明第一轮大清洗业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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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三年的整顿活动，到了天启六年（1626年），东林党人在朝势力已经大不如前，皇帝朱由校为了彻底将其打垮，指派顾秉谦、冯铨等人编纂《三朝要典》。

编纂《三朝要典》的目的在于对晚明所谓“三大案”进行定性，从而掌握舆论导向，对东林党人进行彻底打击，在《三朝要典》的编纂中，三大案的主要责任被归咎于东林党或者倾向于东林党的王之寀、孙慎行、杨涟等人。

东林党在这次的清洗中元气大伤，黄尊素、高攀龙等在东林党中德高望重的人或是被处死或是自杀。

东林党的倒台的确为天启年间一些政策实施提供了便利。在天启三年后，朱由校恢复了一段时间的榷税、强行追缴拖欠赋税，甚至强迫宗室、大臣为国家捐钱等等，大力打击特权阶层。国家的财政运转逐渐正常化。

事实上，在万历、天启时期皇帝敛财并不是为了自身奢靡，而是为了国家的运转，至于进入内承运库，不过是对于户部官员的不信任罢了，在《明熹宗实录》中，多次出现官员请饷的情况，天启皇帝也多有用私房钱发工资的记录。

后来的崇祯皇帝也在纳闷：“以前再修三大殿修生祠还有钱进来，为什么现在工程完了生祠毁了，我倒是没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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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三朝要典》事件影响深远，余波一直蔓延到崇祯年间钦定逆案以后17年，南明弘光朝的时候。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旧阉党人士还在以重修《三朝要典》的名目打击东林党人。党争几乎是伴随明王朝直至终结。

在此之前的天启五年（1625年），朱由校于为了打击东林党，人缘不好的熊廷弼也成了用于其间一枚棋子，阉党的人以熊廷弼贿赂东林党的罪名将其处死，天启三年以后，皇帝对于东林党的打击力度之大、打击面之广可见一斑。

在崇祯皇帝朱由检以外藩登基以后，以雷霆手段扫灭阉党，大量天启年间遇害的东林党人被平反。即使如此，东林党对于朝局的影响也已经大不如前，在仅仅执政一年后，己巳之变的发生让东林内阁再次被斥退。

东林内阁被挥退时伴随着温体仁的崛起，经过了数次清洗以后，这个时候也是自万历以来皇帝最有权力的时候，部分朝臣如温体仁、杨嗣昌等不结党的人也游离于任何党派外直接依附于皇帝，并开始长期掌握权柄。

此时，大受打击的东林党开始将思想纲领传播到民间，以求掌握舆论力量，进行阵地转移。万历年间曾参与苏州抗税的士人张溥领导的复社开始壮大。复社虽然名为文学社，但实际上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随着复社成员在科举中的不断成功，复社中人可以左右底层官僚和士子舆论且势力骇人，所办集会，动辄就是如桃叶渡大会一般政治批判意义重大的集会。

这时候无论是东林党还是复社都走上了区别于传统的另一条斗争路线，通过思想和舆论来获取政治影响力。这一方面的斗争甚至于延续到了南明弘光朝覆灭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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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明时期，大部分文官成为了缙绅集团的代言人，他们维护的并不是底层农民的利益，而是自己出身所在阶级的利益。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需要耗费大量财力，科举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掌握大量资源的缙绅或是商人所垄断。这种对于自身阶级的维护更是一种天然的维护。

自从明朝灭亡以后，人们一直在思考其灭亡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无法一言以蔽之，有党争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有多年来的矛盾，有制度的积弊，也有朱由检执掌权柄以后的性格因素……但究其明末党争成因，事实上是以想要施政的皇帝为首的高层集团和代表缙绅集团利益的文官集团的对抗。

在崇祯朝，皇帝的高层集团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朱由检恢复了一部分权柄，在朝堂上生杀予夺。刘宗周曾经委婉的表示过：皇帝朱由检因为外藩继位，性格过于多疑，求功名又太过于心切，导致在人事任命上并不严谨也太看皇帝的脾气。

他的性格因素导致了政策无法连贯性施行，加之缙绅利益集团的诸多代表已经遍及基层，下达的政策执行度也并不是很高。这种情况下，即使皇帝朱由检是有心求治，也终究是没能改变多年的积弊。

策划：鱼羊史记 监制：鱼公子

撰文：湘桥蓬蒿人 制作：吃硬盘吧、发达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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