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在上世纪登上世界各地报纸，却很少被中国人知晓的传奇女性。

2022年，瑞典导演马格努斯（MagnusGertten）一部名为《Nelly&Nadine》纪录片，入围了2022年柏林电影节。

这部纪录片的开篇是1945年，德国战败前夕，由瑞典记者拍到的一个被解救的纳粹难民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lecampdeconcentrationdeRavensbrück）。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位于柏林以北80公里处，主要面向妇女和儿童，曾是二战期间最臭名昭著的“女性地狱”，曾关押过13.3万名妇女、儿童，其中近5万人被迫害致死。

当这些被解救出来的难民重见天日时，脸上无不洋溢着劫后余生的喜悦。

在这群人中，却有一个东方女性显得格格不入，她面无表情地直视着镜头，嘴角竟然还有一丝轻蔑和不屑。

她站在一群金发碧眼的欧洲人中，是那样格格不入。

她的眼神中仿佛带着一种穿越时间的魔力，以至于在七十多年后的人们看来，依然被她的孤傲和冷静所触动。

一个中国女人，怎么会出现在德国纳粹集中营？

被激起浓厚好奇心的网友开始拼命深挖她的背景，终于，一个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名字，被打捞了出来：

黄讷亭（NadineHwang）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竟是中国最早的女飞行员和空军上校，是北洋政府最有魅力的外交官，甚至是外媒眼中的“圣女贞德”。

1902年3月9日，黄讷亭（Nadine）出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父亲黄履和，浙江余姚人，是清末民初的外交官。

清政府垮台后，黄履和奉调回国，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最高做到礼宾司司长。

黄履和在西班牙工作期间，认识了比利时贵族少女朱丽叶（JulietteBrouta-Gilliard），婚后便在马德里生下了黄讷亭，她还有一个妹妹叫黄玛赛（MarceladeJuan）。

一家人衣食无忧，住在西班牙马德里卡斯特拉街的一处小别墅里。

用今天的话来说，黄讷亭是一个妥妥的“白富美”。

黄父背景深厚，中西文化贯通，结交者非富即贵，家中不乏林语堂、胡适等文人墨客。

从小，家世显赫的黄讷亭就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

在法国教会创办的圣心学校读书之余，还应父亲安排，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熟读各类经典国学著作。

少女时期的她便精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并通过函授，拿到了芝加哥汉密尔顿学院的法律学位。

1913年，12岁的黄讷亭因父亲的工作调动，跟随父母回到北京定居。

虽然家里竭力想将黄讷亭培养为一个大家闺秀，但她并不喜欢，反而热衷当时很多被认为是“男性化”的运动：网球、骑马、击剑、开车……

长相俊秀的她甚至经常穿男装参加聚会，令人印象深刻。

很快，这个受过最新式教育、见过无数风云人物的东方混血儿，成了北京社交圈一道十分抢眼的风景。

不过，黄讷亭绝非贪图享乐的富家之女，她更多时候积极投身社会活动，敢于站在集会上高举着拳头大声演讲，呼吁社会改革……

不难想象，在当时尚处于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下，黄讷亭的所作所为无疑是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离经叛道之举。

可黄讷亭从不屑于他们的目光，她依然我行我素，以自己特有的行事作风反抗着当时对女性充满束缚和禁锢的时代。

正因黄讷亭前卫性格和大胆作风与当时内敛的中国女性截然不同，她赢得了许多政治人物的喜爱。

1921年，19岁的黄讷亭身着男装参加舞会，以一支阿拉贡霍塔舞（一种西班牙传统舞蹈），获得了奉军将领张宗昌的赏识，当场被授予空军上校军衔。

黄讷亭凭借一支舞蹈成为上校，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其实还是离不开她的显赫家世以及外国人对她的赞誉。

见过黄讷亭的美籍日裔野口勇对她赞不绝口，称她“年轻有为、英俊潇洒”，觉得她看起来像一位“美丽的海盗”。

法国LeTemps（《时报》）则形容黄讷亭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天才”。

西班牙Estampa杂志，更是将黄讷亭身着男装的阳刚照，放在了杂志的封面，在标题上注明：“laJeanned’Arcchinoise”（中国的圣女贞德）

随后，张宗昌还给了她参谋部联络员的职位，鼓励她留短发，穿制服，装扮成女军官的模样。

穿上军装后的黄讷亭果然英姿飒爽，从此在北洋社交圈有了“东方亚马逊”的称号。

这位魅力十足的东方女性，不仅影响着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女性的看法，更将东方女性的精神风貌，大大方方地展示给了全世界。

不过，当军人才是黄讷亭真正理想，她为此还特意去北洋的军校参加培训，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所有课程。

胆识过人、精通多国语言、又在国外有着极高声誉……黄讷亭无疑是北洋时期最杰出的女性代表，更是北洋政府迫切需要的外交人才。

1926年，24岁的黄讷亭接受北洋政府邀请，成为总理潘馥的机要秘书，把守着北洋政府重要的经济职位，负责与欧洲新闻界的公共关系。

1927年，黄讷亭以外交官身份被派遣到美国俄勒冈州，从事外交工作。

不久，国内风云突变，东北易帜，潘复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全国”。

黄讷亭被迫回国，因为学过法律，接受过律师培训，她被少帅张学良相中，正式授予她中尉军衔，将其作为私人法律助理带在身边。

正是和张学良接触期间，黄讷亭跟随他学会了开飞机和修理汽车，她渴望有朝一日能真正开着飞机去战斗。

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与苏联军队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

黄讷亭明确表示，希望自己能够上前线战斗。

可惜没等她的申请批准，这场战争便以奉军的惨败而告终。

同时，父亲黄履和也因病去世，家中生活一落千丈。

连续的失落和遗憾，让黄讷亭有些心灰意冷，加之国内局势动荡，她最终移居巴黎，开始了一段波希米亚式的生活。

东方面孔却拥有多元文化背景的黄讷亭迅速成为当时巴黎艺术界和社交圈的宠儿，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国家。

众多朋友中，黄讷亭与美国女作家巴尼（NatalieCliffordBarney）关系最为密切。

当时黄讷亭31岁，巴尼57岁。

值得一提的是，巴尼不仅是巴黎文艺界的社交红人，也是公开的女同性恋，她举办的沙龙一位难求，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名流。

黄讷亭起初是巴尼的司机和私人助理身份出现，随后就毫不遮掩俩人的情人关系。

面对周围人的质疑，黄讷亭不以为意，坦言：“我见到巴尼之际就明白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巴尼的引荐下，黄讷亭成为了许多巴黎沙龙的主角，有着迷人的东方面孔，身材修长，气质高贵，还经常身穿一身剪裁得体的旗袍，无不让人倾倒。

在巴黎的那些年，也是因为巴尼的关系，名声大噪的黄讷亭也经常遭到很多无端的攻击和妒忌，对她的非议也不少。

用巴黎作家HeleneNera的话说：

“她的华人身份和她受到的偏爱，让她遭到了来自巴尼众多爱慕者和情人的致命嫉妒，现场厮杀的激烈程度和后宫众妃争宠的情形别无二致。”

最惨的时候，她晚上只能睡在巴尼的办公室。

直到沙龙的成员都看不下去了，问她，“你有那么显赫的社会背景，为什么你要在这里寄人篱下，不去做本来就属于你的事业呢？”

好在国民政府并没忘记这个北洋时期的女外交官，他们通过关系联系上黄讷亭，并委托她代表新生的国民政府维持与欧洲各国的关系。

上世纪30-40年代，身穿西服的黄讷亭曾多次代表国民政府周旋在欧洲各国洽谈商贸，她似乎也有意将自己社交名媛身份转型成一个跨国企业代表。

1940年，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巴尼和另一位女友搬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唯独黄讷亭还留在法国，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派驻欧洲的商务代表。

谁也不曾想到，她还有另一重鲜为人知的绝密身份。

别忘了，黄讷亭最钟意的还是曾经的军人身份，一直希望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战斗中。

正是基于这点，她后来悄悄加入了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成为一名反对纳粹的秘密特工。

可惜时过境迁，黄讷亭具体提供过哪些情报，又参加过什么样的行动，没有详实的历史资料记载。

不过参考她过往的性格，可以想象不乏惊险刺激的场景。

1944年，黄讷亭突然被捕入狱，随后被送往有着“女性地狱”之称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至于被捕原因，有人说是她的秘密特工身份被人揭发，也有人说是因为她的同性恋身份。

和黄讷亭一起抵达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还有567名女性，她的编号是39239。

即使处境如此恶劣，黄讷亭依然没有丧失自己的风度。

一同被关押的犹太女性，在回忆黄讷亭印象时说：

“她是一个独特的女人，受过良好教育，活泼且个性坚强。”

在集中营里，所有人都必须干活，黄讷亭也被送到附近的西门子工厂进行强制劳动，她在这里认识了瑞秋（RachelKrausz）和她九岁的女儿爱凌（Irène）。

这对母女是住在荷兰的英国人，于1942年被捕，两年后被关押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1945年，苏联军队将要攻占德国柏林的消息悄悄传遍整个集中营，让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但黎明前的至暗时刻，总是令人不安和恐惧。

此时，集中营里的被处决人数开始剧增，除了原本就有的毒气室，还额外建造了一个新的刑场和一个临时毒气室。

很多人无法确认自己能否活到被解救的那天，可又不希望亲人将她们遗忘，便偷偷找来一块红布，亲手绣上自己的名字，证明她们曾经来过这个世界。

黄讷亭在红布上绣上了代表自己的“黄China”。

幸运的是，不久后，由瑞典政府发起的“白色巴士”营救活动启动了。

所谓“白色巴士”，是一项由中立国瑞典和丹麦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营救行动，根据与德国谈判，要求从几个集中营撤离一万五千名囚犯，同时派出白色（有红十字标志）的巴士运送幸存者，以避免与其他车辆混淆，这项人道主义行动以此称为“白色巴士”行动。

“白色巴士”营救活动开始后，黄讷亭被列入了救援名单，可瑞秋和她九岁的女儿爱凌却因没有担保和关系，未能登上营救名单。

黄讷亭不忍心让一位9岁的女孩留在集中营，便找到被俘的英国间谍玛丽·林德尔，通过层层关系，将女孩和她的母亲一并加入到了救援名单中。

瑞秋和黄讷亭约好，爱凌长大以后如果生了女儿，就给她取名Nadine，以纪念这份恩情。

1945年4月，黄讷亭成功获救，于是便有了纪录片开头，她面对镜头时那一抹令人难以捉摸的冷笑。

或许她觉得，一个充满抱负的现代女性，一个渴望拿起枪和侵略者战斗的战士，本应拯救他人，自己却因战争沦为被拯救的对象，这对这位一生要强的女性来说，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

获救后，黄讷亭一直在寻找她的女友奈莉。

奈莉是比利时人，曾是一位歌手，结过婚，有一个女儿，因为参与了抵抗纳粹的活动而被捕，后被送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黄讷亭和奈莉是一次集中营的圣诞颂歌活动中相识，俩人因此相爱相恋。

“白色巴士”营救行动的前一个月，奈莉突然被送往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与黄讷亭分开，直到苏联解放柏林，俩人才再次重逢并移居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奈莉在当地大使馆工作，黄讷亭凭借法律专业的背景，在一家银行担任秘书。

不过，由于委内瑞拉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国家，当时的社会风气下谈论“性”都是很大的禁忌，她们虽有恋人之实，却只能以表亲相称。

瑞秋和爱凌乘坐白色巴士被疏散到瑞典，后来她们在以色列短暂生活了一段时间，又搬去了南非。

1971年，爱凌生下一个女孩，她信守母亲瑞秋的承诺，给自己的女儿取名Nadine。

她们无法联系上黄讷亭，不知道此时的她已经移居奈莉的祖国比利时，却因过量服药而突发中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1972年，黄讷亭病重离世，长眠于布鲁塞尔，享年70岁。

1985年奈莉去世，她们没有被埋在一起，但都长眠在布鲁塞尔。

再说妹妹黄玛赛，她长的比姐姐更有欧洲人特点。

上世纪20年代，父亲去世，黄玛赛去欧洲散心，在马德里邂逅了未来的丈夫费尔南多·洛佩斯，两人很快结婚，黄玛赛也就此加入了西班牙国籍。

结婚三年不到，丈夫费尔南多·洛佩斯就不幸病逝，黄玛赛便把母亲接到马德里来和她一起生活。

随后，黄玛赛在西班牙外交部和联合国担任翻译工作三十余年，在欧洲很多地区举办过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

作为20世纪著名的华裔作家、翻译家，黄玛赛对传播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学的西班牙语翻译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1981年黄玛赛在瑞士日内瓦逝世，享年76岁。

PS:黄玛赛曾在自己书中提到，父亲经见过年轻时的毛泽东，父亲告诉她“要记着他，他将来也许前程远大”

相对于妹妹黄玛赛安稳平静的一生，姐姐黄讷亭的一生似乎更为精彩。

从外交官到女军官，再到女特工，黄讷亭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充满传奇，也值得回味。

但是，细想起来，黄讷亭后来的一系列坎坷经历，有时又会不会羡慕妹妹的安稳生活呢？

2015年上映的纪录片《每张脸都有一个名字（EveryFaceHasaName）》上映。

当人们掀开尘封的历史相册，再次看到黄讷亭时，早已物是人非。

在20世纪初的中国，黄讷亭作为阴影里透出一丝耀眼光彩的中国女性，优雅又率真，渴望打破时代的束缚与桎梏。

可惜在历史长河的烟云里，她依然只是一颗匆匆划过夜空的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