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由于毛泽东被当时的“左”倾中央剥夺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权，所幸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他们继续沿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战法，夺取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但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李德和博古错误的战略方针，导致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一、蒋介石采用“碉堡封锁”战术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充分听取德国军事顾问以及陈诚的建议，决定实施所谓“碉堡封锁”的战术。

具体来说就是以第十八师为主的国民党军不再盲目地深入苏区，而是把整个苏区像切蛋糕一样地分割开来，并从中选取有战略意义又便于用兵的区域予以进攻。进攻时，先集中强大兵力攻占有限目标，一旦得手，即沿有利地形构筑碉堡，对根据地进行阻击封锁。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第一阶段，中央红军即按照李德的指挥冲击碉堡封锁线，结果不但无法攻克，而且伤亡惨重。蒋介石看到这种“碉堡封锁”战术取得重大成效，立即下达命令，要求将“碉堡封锁”战术贯彻到底。

面对红军的重大伤亡，李德不但没有进行反思，依旧下令红军主力对碉堡实施强攻，进行各种不计成本的阵地攻坚战。

尤为糟糕的是，他其实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只是个“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而被他用来作业的地图又大多极不准确，有的甚至连方向都不对，部队依照他的指挥行事，往往碰得头破血流。

在反“围剿”的前两个阶段中，中央红军在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胜利的前提下，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已完全陷于被动地位。1934年5月，反“围剿”进入第三个阶段中的广昌战役。

二、广昌战役

广昌是苏区的门户，占领广昌，国民党军队就可以深入苏区核心地域。在进攻部署上，陈诚、罗卓英以第十八军各师担任正面攻击，共动员了十几个师按扇形进行攻击。李德则还是老套路，他集中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等共计九个师的兵力，采取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阵地战战术，希望能够阻止第十八军进占广昌。

由于知道广昌战役关系重大，李德和博古均亲自到前线进行指挥。参战红军也表现出惊人的英勇精神，他们前赴后继，一拨接一拨地向敌军发起猛攻。

在战斗中，连向以稳健著称的第十八军第十四师都被红军冲垮了一部分阵地，眨眼之间，该师师长霍揆彰的指挥所就已与红军前锋部队近在咫尺。霍揆彰急令附近的预备队进行增援，同时亲自到迫击炮阵地督战。因为迫击炮发射速度过快，一门炮还发生了炸膛事故，当场炸死十余人，足见战况之激烈。

广昌战役的交战地点是冈峦起伏的小丘陵地带，其间遍布水田耕地，没有突出的高地可利用，因而胜败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火力的强弱。

在第五次“围剿”的前期准备中，南京政府从国外购进了大批武器装备。第十八军成为重点补充对象，每个步兵连都配备轻机枪三挺，士兵所使用的汉阳造步枪也被德造毛瑟所分批取代。

南京军政部另将直辖的两个炮兵团以营或连为单位配属到参加“围剿”的部队，这两个炮兵团所装备的德国造山炮最远射程可达九千米，射击精度良好，可对红军及其阵地造成极大杀伤。

与之相反，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中央红军一直打的都是消耗仗，仗打得多，但缴获很少，弹药方面主要依赖后方补给。

当时中央苏区只有一个小兵工厂，所制造的弹药数量很有限，子弹都是用捡来的弹壳翻造的，弹头往往刚出枪口不远就会自己掉下来。

这样一来，使得国民党军队在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利用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对红军进行持续不断的远距离打击。

在国民党军队强大的火力压制下，红军难伤亡惨重，最后只得以夜色为掩护退出了广昌。

三、彭德怀当面批评李德

广昌一役，红军的伤亡极为惨重，其中红三军团损失了四分之一，红九军团第十四师仅剩几百人，被迫撤销番号。战后仅仅在一块不到五百米的阵地正面上，纵横密布的红军尸体就达数百具之多。

战争的结果最具说服力，李德和博古在苏区的形象和威信因此一落千丈。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当面就批评李德完全不懂红军的作战原则：“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到时候你将是红军的罪人！”

李德听后自然十分恼火，但他已不能够再拿红军将领们怎么样了。

广昌战役后，“反围剿”进入第四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自5月底起，十八军各师继续向广昌以南进犯，至7月，已全部进入苏区的核心地区。

9月下旬，红军截获了一份国民党的秘密情报，得知国民党将要发动最后总攻击。当时苏区仅剩瑞金等狭小地区在红军手中，面对总攻击根本就守不住，这样就只能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也就是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持续1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

但由于李德和博古没有考虑红军武器装备落后和后勤保障困难等现实问题，错误的使用了阵地战和消耗战的战略方针，使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