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昆明市南屏街67号有一处五华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兴文银行旧址。这座始建于上世纪40年代早期的5层钢筋水泥办公楼，在当时可是昆明市内最气派的建筑之一，同时也是解放前在云南影响力最大的金融机构，堪称昆明的金融巨鳄！

兴文银行的前身为“兴文当”，创始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兴文当初创时，由云南士绅王炽、罗瑞图、吴永安、万征衡、吕德祥等发起组织的。当时的清政府盐道署拨纹银一万五千两，士绅王炽、吴永安各捐一千五百两，共一万八千两作为启动资金，经营质当业务。其成立的动机，是以质当收入，维持经正书院高材生和赴京会试举子们的相关学费及日常用度（类似于现在的助学金），目的在于鼓励和扶助清寒学子，振兴云南文化，故命名为"兴文当"。此举对清末的云南地方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贡献斐然。

兴文当创始时主持人称司事，首任司事为张廷梁、李培厚。1933年代办公款，改名为兴文官银号。主持人称经理。1939年改组为兴文银行，主持人称行长。1942年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成立董事会，主持人称总经理。

兴文银行在未改银号以前，专营质当业务；改银号以后，兼营存放业务，改为银行以后，其主要业务，是在代理省金库，收存烟款，代管粮款，在中央银行未设分行的县份，代理国库。是从1939年设立"云兴商行"起，地点在银行的四层楼上，1942年改名"崇兴滇庄"，地点在正义路大银柜巷口，1945年改名"桢祥"，地点在祥云街口；1946年改名"瑞成"，地点在大柳树巷内。

1939年，兴文当改组为兴文银行后，便在省内择重点设置分行或相关办事机构，大县设分行，小县设办事处；省外也设置了三处分行，即重庆、宜宾，西昌；同时银行还在缅甸仰光设置了分支机构。1942年，滇缅公路被断，滇西机构撤回，向省外发展，增设成都、泸县、贵阳、桂林、柳州、西安等分行。抗战胜利后，增设上海、汉口两分行，不久即解放。职工人数，在极盛时期，约有1200人。1946年后因抗日战争结束，兴文银行业务量急剧减少，加之管理不善，整个银行上至政府官员、经理，下至普通职员都想方设法地瓜分银行资产，导致经营业绩滑坡严重，故裁减员工五分之三，1948年又裁减三分之一，至解放后接管时，仅剩400余人。

兴文银行最繁荣的时期，是抗战期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之后。当时，银行以商行名义兼营进出口贸易业务，自保山到昆明的公路上，凡设有兴文银行相关机构的地方，都堆满了布匹、洋纱、轮胎等进口商品。原因是赶运商品，争取时间，随运随丢，还在碧鸡关临时建盖货仓来堆存。这些商品，都是民生必要的东西，所以银行便囤积居奇，恶意抬高物价，大发国难财。

当然，兴文银行发财的路子绝不仅此一条，例如当时的金钞买卖，本为国民党政府所禁止，但各银行却充耳不闻继续买卖，而中央银行也只说不管。再如，有一段时期，国民政府宣布黄金国有，要求各银行将现存黄金全部交出，作价收买，兴文银行被指定交出二千多两。银行一面上交黄金，一面又到市场上购进，转手间，虽在价格方面损失了一部分，但却完成了任务，还保存了黄金。可为什么市场上会有多的黄金呢？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购进黄金后，又由中央银行抬价售出，赚取巨额差价。可见所谓的黄金国有政策，实质上是大鱼吃小鱼，层层剥削的一种生意经，也是官僚资本借势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

虽然，解放前的兴文银行在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壮大云南工业实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当时的云南铁路、盐业、矿业、烟业、纺织业、电力保险等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其根本属性仍为封建性、买办性、剥削性的金融机构，是官僚资本控制金融资源的工具。1950年，昆明和平解放后，兴文银行被收归国家管理，相关业务也就此终止。